“三治”融合激发乡村动能

10月9日，在独具乡村文化特色的永川黄瓜山中华梨村广场，83岁的张善族老人搀着老伴慢慢游览。记者 张其宏 摄/视觉重庆

10月18日，荣昌区安富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孩子们正在制作夏布。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巴南区花溪街道先锋村的群众自发参与公共服务，经常组织为小区居民免费理发。（受访者供图）

10月23日傍晚，听说三崇堂又要开讲座，周边不少村民拿着凳子就往小院赶。

“这在以前不敢想！”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邓跃虎回忆，三崇堂是一个有53户人家的传统农村大型院落，以前叫“三重堂”，那时大多村民对村里的事情并不关心。

近年来，荣昌全面推行“小院讲堂”议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结合起来，大家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法，村民真正成为了村子的主人，“三重堂”也逐渐演变为“崇文、崇礼、崇信”的“三崇堂”。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我市各区县聚焦基层组织建设体系，坚持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不断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不少新问题，让乡村善治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事、大好事。

问题 群众缺乏参与平台

探索 荣昌建“新风小院”设“小院讲堂”

三崇堂大院有57栋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到处破破烂烂，污水横流，蚊蝇乱飞。”74岁的邱振权自小生活在三崇堂，“脏乱差”的过往记忆深刻。

随着“新风小院”的建立，大家借助这一平台，群策群力，墙面怎么刷、哪里的院子要修补、哪里的环境该清洁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如今，每家每户墙体墙面焕然一新，庭院硬化，地面整洁，旱厕变成冲水式厕所……

近年来，荣昌以10户以上的传统院落为单位，吸纳周边散居村（居）民，结合当地特色建设不同主题的新型农村院落“新风小院”，开设“小院讲堂”，村民选举出当地有声望的人当院长，负责院落的日常管理、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化解、法律普及等工作，村民不仅有了参与自治的平台，而且治理更加聚焦，更能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制度上破解了乡村治理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

举办春节年会是三崇堂院落的一个传统，由院落“小院讲堂”议事理事会负责统筹。就在春节前，在院落理事会组织下，全院经过商议，决定自筹资金举办活动。可当活动资金、物品万事俱备时，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春节年会暂停与否”的选择摆在村民们面前。

通过“小院讲堂”线上会议，村民们一致同意叫停活动，整个过程毫不拖泥带水，更没引起民怨。

目前，“新风小院”结合农村产业发展、农业技术培训、危旧房改造、人居环境改善、城乡接合部整治、市民法治素养提升等工作，已开展活动1000多场，全区12万户家庭参与，解决生产发展问题400多个。一个个民居围成的“新风小院”正演变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大院”。

市委党校副校长周学馨表示，乡村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村民的自治意愿不断增强。但在以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和平台，不少地方出现了社会矛盾多发、群众约束力不够、群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

为此，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性地搭建了村民参与自治的平台，畅通了沟通交流渠道，荣昌“新风小院”、永川“乡贤评理堂”等，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载体。

问题 基层矛盾纠纷点多面广

探索 巴南“两网三治”让基层治理更精细化

巴南区花溪街道先锋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驱车几分钟就能到达周边的城市区域，其辖区内建有不少城市小区，各类矛盾问题叠加，让先锋村基层治理显得颇为棘手。

“过去，我们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上。”先锋村党委书记潘玲说，乱倒垃圾、土地占用、邻里纠纷、供水供电不均等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有时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协调解决各类问题，耳朵都已经嗡嗡响了，一些群众还觉得村里办事效率不高。

先锋新村小区是该村首个农转非安置小区，不少村民有在房前屋后堆放杂物的习惯，使楼道变得十分狭窄，居民过路都不方便，还严重影响消防等安全，邻里间时常发生口角。

为此，花溪街道在先锋村试点了“两网融合、三治协同”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着力构建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

“首先是将组织建在网格上，将党员融入楼栋中。”花溪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先锋村把党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栋。每个支部建立2个及以上党小组，由支部书记担任网格长，党小组长担任网格员，打造“平安楼栋”“友善楼栋”“和谐楼栋”“诚信楼栋”“孝善楼栋”等特色楼栋文化。

同时，实行“三治协同”精细化管理，形成《村民公约》，建立“村民道德风尚卡”，奖罚分明，激励、督促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主动参与村级活动；开设法治讲堂，打造一刻钟“法律服务圈”；成立“邻姐工作室”，针对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邻里关系展开调解，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

该村村民王某和张某结婚已30多年，却因家庭琐事沟通不畅致使家庭关系恶化。“邻姐工作室”得知后情况后，第一时间与两人交心畅谈引导劝解，最终使两人真正认识到了错误，成功化解了这场“家庭危机”。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的快速融合，在近郊农村地区，基层治理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呈现出点多面广、千头万绪的局面，给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此，应不断探索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新方法、新路径，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问题 乡村各类资源缺乏有效利用

探索 渝北试点建立生产互助合作社

渝北区木耳镇金刚村距离两路城区不到20公里，210国道、空港南北大道贯穿其中。过去，因为大多数村民进城务工，村里的大片土地闲置，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

“我们这离城区不远，道路等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好的，但不知为何，就是没老板来，大家都很着急。”村民周文全说，他家三口人也都在城区上班，家里闲置的土地和房屋一直是他的心病，“要是我家的几亩地能流转出去，一年少说也能多个两三千元收入。”

2019年，渝北区开始试点探索成立村级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简称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等入股，其收益除用于扩大再生产、解决民生需求外，剩余部分作为农户和村集体收益按股分红。

金刚村组建合作社两年来，已发展柑橘4000多亩，并建起了有机肥厂、苗圃场，2020年实现净利润103万元，给全体村民分红50万元。

在渝北，类似金刚村这样利用合作社盘活“沉睡”资源的村社不在少数。古路镇乌牛村的3000余亩土地也全部入股合作社、全体村民成为股东。“土地可以分红，务工还能挣钱。”乌牛村四组段成芳夫妇病疾缠身，生活主要靠女儿务工接济。他们家三亩地入股后，每年除了2500元左右的分红，两人在村里务工一年还能挣七八万元。

市供销合作总社负责人表示，随着乡村游、近郊游的发展，近郊乡村村民越来越重视财产性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自家的土地、宅基地，以及周边环境的价值提升，期盼能搭上发展的“快车”。而现实的情况是，除了部分资源被活用之外，大量的土地、宅基地、森林等资源都还处在“沉睡”的阶段。

应继续大力推动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信用社“三社”融合发展，构建“普惠”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以“三变”改革为核心，大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让更多群众分享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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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丙存：

释放乡村活力应发挥好四个作用

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丙存认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要发挥村党组织的统领作用。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需要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加强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多元监督，正风肃纪，惩治小微权力腐败。

二要激活村民自治的基础作用。村民自治发挥着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农民群众民主权益的作用。激活村民自治作用，需要规范村权责事项，为村级组织赋权增能减负；畅通村民反映意见建议渠道，探索“恳谈会”、“说事会”等民主协商形式和载体；激活“小组自治”、“院落自治”、“楼栋自治”等“微自治”。

三要强化乡村法治的保障作用。当前乡村法治建设中，还存在着农村法治人才紧缺、农民“信访不信法”等问题。应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法治宣教，深入实施“法律进乡村”活动，提升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素养；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村法律顾问制度，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人民调解主渠道作用，健全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制。

四要厚植文明乡风的教化作用。涵养文明乡风，需要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规民约、家规家训等渠道和载体，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行移风易俗，破除丧葬陋习，整治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健全道德评议机制，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开展科普宣教，抵制封建迷信、非法宗教、邪教等活动。

（稿件原载于2021年10月26日《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