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决战：林彪对决白崇禧》| 3.蒋介石的党内死敌

形容白崇禧只需8个字：强悍暴躁，诡计多端。

此人系桂林六塘山尾村人，据他自己回忆，其祖先是个名叫伯笃鲁丁的阿拉伯人，于十四世纪中叶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遵明太祖法令之规，改伯为白姓。至清光绪19年白崇禧出生，已传19代。或许正是这种异族血统基因，使得白崇禧在体形普遍瘦小的广西人中，格外显得身材高大。

白崇禧年幼时，父亲在西乡苏桥墟开有一爿杂货铺，因而家境尚好。自白崇禧10岁时父亲病故后，这个回族家庭便日趋清贫。但是白崇禧自小倔犟聪明，14岁时考取桂林陆军小学。入学不到3个月，他因患恶性虐疾而退学，2年后复又考取广西省立初级师范。

辛亥革命爆发时，白崇禧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可没等这群学生开赴战场，南北议和了，敢死队遂奉命解散。白崇禧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受训半年后，转入武昌南湖陆军预备学校学习。3年后毕业，他被分配到卢永祥第10师当兵。1913年，他和黄绍竑、夏威等人一起考入保定军校第3期步兵科，学成后返回广西，在桂系军阀陆荣廷的第1师任少尉见习官。

1917年，广西当局集中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组建广西陆军模范营，黄旭初为副营长，白崇禧与黄绍竑、夏威、张淦等任连长。除了李宗仁外，后来的新桂系骨干人物基本上都聚集于这个营里了。

模范营招收的学兵，多为高小以上文化素质，再经这些受过军校正规教育的青年军官们一训练，顿以军容齐整，纪律严明而闻名桂军。

是年8月，桂系军阀谭浩明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北上护法时，特意调模范营为总司令卫队，以壮行色。撤回广西后，模范营奉命到左江流域剿匪。白崇禧总结广西土匪猖獗，屡招不止的历史教训，胆识过人地提出剿重于招，建议枪决招安三次以上的土匪。

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听了大怒：“如此作法，若各地之匪闻之皆不来招安，广西全省地方之治安谁敢负责？”

可小连长白崇禧就敢负责，自行改抚为剿，设计将屡受招安的80多个土匪全部枪决。结果，模范营两个月就把左江匪患肃清，并从此改变了广西剿匪政策。白崇禧亦成为桂军青年军官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其后不久便被提升为营长。

桂军在粤桂战争中败北后，黄绍竑趁机拉起了一支队伍，委托白崇禧为全权代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白崇禧一年前夜间巡视阵地时，不慎失足跌下悬崖，摔得左腿锁骨骨折。后去广州治疗休养，虽愈，却左腿稍短，行之略有瘸状。但白崇禧西装革履，气宇轩昂，腿疾倒也无损其风采。

1923年5月10日上午，他气宇轩然地走进广州河南的士敏土厂（建议改为广州河南岸的“广东士敏土厂”）拜见孙中山，侃侃言道：“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青年军官们，愿意参加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希望得到孙先生直接领导。广西统一对于革命是非常重要的，望大本营予以密切注意。”

孙中山很高兴：“很好，很好！你们能够参加革命，是好事情。你们都是军校毕业的青年，应该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需要什么帮助吗？”

白崇禧要求孙中山给黄绍纮一个名义以资号召，并请粤军在黄绍竑部讨伐陆荣廷、沈鸿英时，给予大力协助。孙中山慨然应允，当即委任黄绍纮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素怀鸿鹄之志的白崇禧对着委任状沉吟半晌，提醒孙中山说：黄绍纮以第一军军长的名义恐不便号令广西，掌握桂局。

孙中山想想有道理，遂重新委以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临别时，孙中山拉住白崇禧的手，诚恳地说：“我无枪、无粮、无饷，有的只是三民主义。”

白崇禧慷慨激昂道：“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先生的物质支持，所需者只是先生的革命理论。”

当时广西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部各有一两万人马，黄绍竑部难以与之匹敌。因而，白崇禧携带孙中山的委任状秘密回桂后，即前往玉林与广西陆军第5独立旅旅长李宗仁彻夜长谈，协调两旅联合作战，分进合击，一年平定广西。

这战事迭起的一年，给白崇禧以充分展示军事才干的机会。他以寡敌众，妙计迭出，如有神助。在上雷镇一役中，他用假象分散对方兵力，一举打垮陆荣廷部悍将韩彩凤。几个月后，他又出奇兵迂回沈鸿英部防线，由背后击之，顺利攻克桂林。是时，白崇禧的兵力还不及沈鸿英部的六分之一。

据说是沈军官兵中有人惊叹：“此人真是个小诸葛！”

从此，“小诸葛”之誉伴随白崇禧一生。

白崇禧是1926年2月赴穗与国民党中央商谈关于两广统一问题时认识蒋介石的，第一面印象就不好，说此人太狠，共患难易，共安乐难。但蒋介石却很欣赏这个“小诸葛”，是年6月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北伐时，点名要白崇禧当他的代总参谋长，随军北伐。

白崇禧就职后运筹湘鄂，谋略江西，果然卓有才干。

10月中旬，蒋介石亲自指挥第2、第3军和第1军第2师围攻南昌。他不听白崇禧所劝，一意孤行，于坚壁之下，背水攻城。白崇禧料定此战必输，便密令工兵于赣江上游搭起两座浮桥，以备撤退之需。

当晚，守城的孙传芳部不等第2师攻城，转守为攻，先由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乘夜突击，将第2师主攻部队第6团反包围于赣江岸边。夜幕中敌我混战撕杀，蒋介石指挥失灵。眼看敌援军将至，情势极其危急，蒋介石慌神了，拉着白崇禧的手，不住声地问：“健生，怎么办？怎么办……”

白崇禧镇定自若，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往南撤，至上游浮桥处渡江。第一座浮桥很快被溃兵挤满。白崇禧又派人沿途通知撤退部队长官不要挤，再往上走还有一座浮桥。至此军心方定，顺利撤往赣江西岸。

此后，蒋介石越发倚重白崇禧，委以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率第1军北向杭州、上海。白崇禧亦不负所托，挥师急进，所向披靡。

1927年3月21日，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周恩来组织上海80万工人罢工，领导1万多工人纠察队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军阀张宗昌直鲁军3个团，控制了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等地区。

22日，白崇禧率第1军第1师几乎未经大的战斗，便进占上海，随即兼任淞沪卫戍警备司令。

4月12日，上海工人阶级还沉浸在起义胜利和北伐军进城的喜悦中，蒋介石突然翻脸，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共产党称之为“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称之为“清党”。

关于白崇禧在这场政变中扮演的角色，有几个版本。

还是听听1937年4月12日白崇禧在广西各界举行的清党10周年纪念会暨扩大总理纪念周会上的讲话吧，这是他为历史呈上的一份喋血反共的自供状：“上海，原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有共党组织的二十几万工人，有七、八千纠察队，有两万多枪枝，苏俄的远东银行，以及接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都在上海，形势非常严重。我们便是在这严重形势之下召集会议，讨论宁、沪清党计划。当时只说是分共，还不敢说是清党，结果有些人不赞成，甚至怕共产党的势力太大，恐难下手。我们见到各人的意见未能一致，深恐误事，便密约一部分同志回到龙华司令部，再开小组会议，蒋总司令也由南昌赶来。当即议定，一面由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四监委提出弹劾案，一面电约两广李任潮、黄季宽两先生来沪商决，均表同意。上海方面决定由我负责，两广由李、黄两先生负责。于是便把四监委检举共产党阴谋的罪状通电全国，同时，我把在上海有共产党色彩的部队调开，留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二师刘峙部在上海，同时李宗仁总司令将第七军调到芜湖，阻止武汉受共党利用来威胁南京的军队。部署已定，便在上海首先举行清党运动，在十年前的今天，天刚拂晓的时候，我派一部分武装同志，乔装工人，通过租界，先包围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宿舍，因为那里有八、九千工人，是全国共党的大本营，所以要先把它解决。计在那一天里头，破获共产党八十多个机关，共捕获共产党重要、次要分子三百余人。这共产党的大本营，便不动声色的把它解决了，这是当日发难的经过。”

1946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曾3次采访周恩来。谈到这场反革命政变时，周恩来回忆说：“第二天‘四﹒一二’，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逮捕屠杀。”

12日这天凌晨4点，白崇禧指挥第26军第1、第2师和青红帮的数百流氓，同时包围、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八九处驻地。13日，上海工人罢工游行，在闸北宝山路口的仁善女校，与第26军第2师冲突，又死伤百余人，被捕亦有近百人。

在这场血光四溅的政变中，白崇禧以绝不亚于蒋介石的凶狠，积极策划，亲自指挥，充当一号打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充分暴露他的反共本质。

从统一广西到北伐战争，白崇禧可谓身经百战。但他最得意的一仗是北伐期间的龙潭之战——1927年8月25日拂晓，军阀孙传芳率7万余众突然大举渡江，迅速占领长江南岸的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山以及南京城郊的龙潭车站，切断沪宁路交通。

恰巧那天白崇禧从上海筹款返宁，车到无锡接到敌情报告，得知龙潭爆发战事。他跳下车来，就地设立指挥所，抱着车站电话几夜没合眼，与李宗瑞、何应钦分别就近指挥第1、第7军和第14师，向孙部发起反击。不久，他又将指挥所前推到镇江，并亲往前线督战。血雨腥风地打了6天，孙传芳主力几近覆灭，被俘达3万余众。

两个月后，白崇禧又率部西征打败唐生智，一次便收编了唐部3个军。

至此，白崇禧更是名气大噪，不仅令军阀闻之胆寒，不少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怵他的威望。

曾官至总参谋长的顾祝同是国民党军“五大金刚”之一，也算能战之将。但蒋桂战争中他率部由皖西、鄂东之线向武汉推进，一路上却走得很谨慎。与白崇禧对阵，他觉得没多少把握，因而不时地提醒部属：“我们要兢兢业业，白崇禧不好对付。”

有点本事的人，大多恃才傲物。白崇禧更是自视甚高，和李宗仁一样瞧不起黄埔生，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而比李宗仁更甚的是，他还瞧不起黄埔生们的校长。他痛恨蒋介石的独裁，更讥讽他的无能：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根本就不会打仗，当总司令实在勉为其难，充其量只是一员偏将。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猜忌与厌恶，也与日俱增。到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两人的怨愤已结成了死扣。从此，蒋介石视桂系为国民党内最危险的敌人，而白崇禧则防蒋甚于防共。

1934年底，红军长征路过桂东，蒋介石要桂军和何键于湘桂边境协助堵截。白崇禧根据飞机侦察和潜入蒋军机要部门的保定军校要好同学王建平密报，已获悉蒋介石采用政学系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建议，压迫红军分别进入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料两广兵力不足应付，那时蒋军再趁机跟进，这样既可消灭红军，又可同时解决桂系和粤系。

白崇禧恨声道：“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老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

是时桂系只有第7、第15两个军，凭这点力量，堵住了红军就防不了蒋军入桂。11月22日，白崇禧断然决定调整全县、灌阳、兴安三角地带的部署，将主阵地石塘圩地区的第44、第24师，撤到至灌阳新圩东西一线；只在新圩摆一个第44师，监视红军过境，并对其后卫部队进行侧击；第24师负责尾追。也就是一个师从旁边轰，一个师在后面赶。

桂军将领将向部队通俗地解释此战术，叫“打尾不打头”。他们认为这样红军不会回头反击，还可以促使红军加快西去。

石塘圩2个师一撤，桂军正面阵地变成侧面阵地，敞开了一个60公里宽的口子。由桂东北入黔的通道，为红军打开了。

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白崇禧在南京有卧底，蒋介石在广西也有密探。

11月28日，蒋介石得到桂系让路的密报，发电怒斥白崇禧：“共军此次西窜，事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道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嘴不饶人，复电辩驳，句句精彩：“职部仅有兵力十五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谒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电文中提及“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一事，纯属虚构。

中央红军经湘桂边境西行入滇后，白崇禧令其政训处长潘宜之负责，将桂军搜捕来的一百多个红军掉队伤病员及随军老百姓，和民团扮演的红军混在一起；又在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民房，弄成战场背景，拍了部电影《七千俘虏》，拿去糊弄蒋介石，也糊弄了历史。

直到上世纪50年代，白崇禧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史研究所的采访时，仍言之凿凿地说：“韦、王、黄三个师由防线向北出击，同时陈恩元在全县指挥民团南入夹击，切匪军首尾为数段，并包围其一部于文市、咸水，俘虏匪军七千余人，获枪械三千余支。我方为纪念此一大捷，特摄有七千俘虏之影片。”

可是白崇禧说着说着就乱了：“共党在转移时期，只在桂北曾经受到创伤，死亡七千余人，被俘近二万人。”

台湾现代史研究所将白崇禧的口述整理后，以《白崇禧回忆录》为题，于1980年开始在香港《中报》月刊上连载。

程思远对它的评价很准确：“不尽不实”。

桂军根据红军的行军速度，估计全部人马5天可以过境。于是在蒋介石和白崇禧电报上打嘴仗这天，桂军开始行动，向红军后卫发起侧击。可是，因红军动作迟缓，桂军这一击没有打到尾巴，而是打在了红军的腰上。所以，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后来回忆：“桂系白崇禧的部队不仅战斗力较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们，而是从侧面拦腰打。”

拦腰打击红三军团的是桂敌第15军第44师，师长叫王赞斌。此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原为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部下。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打败陆荣廷，统一广西后，王赞斌被第7军收编，后在钟祖培第8旅的第15团当营长。1926年5月，第15团迅速完成集结，先行入湘援唐。而该团先头王赞斌营最先赶到战场，成为最早投入北伐的一支部队。

在桂军中，王赞斌这个师长有两项出名，一是打仗勇敢，二是不学无术。据白崇禧说他还会气功，已经练到可以三五天不睡的程度。他的师部里长年供着尊菩萨，李宗仁、白崇禧等都知道。但他能打仗，也就没人管他信佛还是信道。后来他跑到台湾当了个监委，监察院里很多人都找他学内丹之术。

此人焚香供佛，却生性残暴，好酒嗜杀。1933年夏，王赞斌率部围剿中央苏区，跟红军几乎没交过手，却以藏有红军为名，打了安远的几个老百姓的土围子。其中最坚固的一个叫“尊三围”，抓获围内男女老幼130余口，王赞斌将14岁以上，65岁以下，共70多个无辜男女全部枪杀。部下给他起了个绰号：杀人王。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28日，白崇禧坐镇桂林，指挥王赞斌部向新圩红五师发起攻击。

黄克诚回忆说：“我军一进入广西境内，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猛扑过来，妄图夺回渡河点。桂系敌军集中兵力对我进行堵截，湘敌何键部队对我紧追不舍，我军处于敌人前后夹击之下，战斗越加激烈、艰苦。红三军团全力对付桂敌。白崇禧的桂军战斗力相当强，红三军团主力首先在灌阳一线与桂敌激战，我军遭到很大伤亡，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

29日，王赞斌部又与红四师激战于湘江南岸，准确的战场地点在界首西南约5公里处的光华铺。桂敌之穷凶极恶，让黄克诚终生难忘：“待张宗逊同志率第四师来到界首，我们就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系部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即前去接任该团团长，指挥战斗，不久，杜中美也牺牲。”“界首一战，我军遭到重大伤亡。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

这是桂系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欠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二笔血债。

桂系的几个首脑人物，最让蒋介石头疼的就是白崇禧。此人满腹武略，骄横易怒，胆大妄为，一次参与倒蒋，两次挑头逼宫。所以蒋介石从不让李宗仁、白崇禧同时跻身中枢，以防两人一起在南京跟他捣乱。1946年白崇禧就任参谋总长，李宗仁则被委以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4月国民大会上，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则被外放到武汉华中“剿总”当总司令。

但外放白崇禧，是蒋介石人事安排上最愚蠢的一着，用蒋介石当年电斥白崇禧的话说：“无异纵虎归山”。打骨子里抗上的白崇禧一旦成为封疆大吏，一方诸侯，蒋介石就是如来佛也降不住他。

几个月后，蒋介石就不得不咽下自己酿的苦酒。

1948年11月，黄维兵团被围于双堆集，蒋介石十万火急要调华中“剿总”的第28军增援徐蚌战场。可白崇禧不肯放，经参谋总长顾祝同从中疏通，这个军才得以成行。

又费了好一番口舌，华中的第20军也勉强调走了。可再调第14兵团主力第2军时，白崇禧无论如何也不放这个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军。该军先头第9师已经在汉口装船了，白崇禧派他的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载。国防部来电报，参谋总长打电话，他全不买账，硬帮帮地给顶回去。

淮海吃紧，盼救兵如大旱之望云霓。

蒋介石急了，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开头两人谈得还算平心静气，蒋介石说东线战场急需增援，希望让第2军即日东下，参加徐蚌会战。白崇禧则在电话这头强调武汉防务重要，而华中部队又太少，实在不能再抽调了。

说着说着，两人便恶言相向。蒋介石骂白崇禧不服从命令，白崇禧回答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

两人斗了半个小时的嘴，也没有个结果。很少骂人的蒋介石气得骂了句：“娘希匹！”掼了电话。

是年年底，国民党军接连输掉辽沈、淮海两大决战，平津亦陷入解放军的战略包围，南京政府一下便跌入风雨飘摇之中。国民党内怨言四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沪总领事卡波特也都认为是蒋介石把中国的事情搞砸了，南京政府应与中共和谈，和谈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表达“换马”意图，表示只要蒋介石在位，中国别想指望美国政府增加援助。

白崇禧对此很敏感，认为这是桂系的一个重大历史机遇。12月17日，他从汉口匆匆赶到南京，与李宗仁会晤。他提醒李宗仁说：仗已经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但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让蒋介石走开，因为共产党绝不会跟他谈判。

两人取得共识后，白崇禧回到汉口率先发难，于12月24日从汉口给蒋介石发了一份《亥敬》电，曰：（衔略）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涤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第二天，白崇禧又连续动作，策动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求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继续对蒋介石施压。

电文虽一字未提下野之事，可美国政府“和谈去蒋”的意图已在南京、上海等地盛传开来。合众社也很快发出专讯，披露蒋介石即将下野。

然而，直至30日蒋介石仍无反应，白崇禧按捺不住，又再发《亥全》电，促蒋表态：“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邻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在党内、国内多重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戴起和平面具，于1948年除夕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向副总统、五院院长及在京中常委公布了将于元旦发表的《新年文告》。文告中，蒋介石隔空喊话，宣称在“无害于国军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等5个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同时对自己下野问题也作出了表态：“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一切取决于国民之公意。”

当谷正纲等CC分子反对总统为谋和下野时，蒋介石恨声说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

4日，毛泽东作出回应，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对蒋介石和谈5个条件进行严正驳斥，揭露其和谈的虚伪和阴谋。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第三次下野蛰伏溪口，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等他重又复出，已是在那座海天茫茫的孤岛上了。

（作者：张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