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纪念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温长征历史: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抗日斗争而建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动员当中高度评价这一“人间奇迹”,“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长征是宣言书,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的不懈意志,它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种子。正如毛泽东所言:“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自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停止过对于革命形势的破坏。党和人民在艰难的形势中坚持发展自身,积极参与战斗,不断扩大着革命成果。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到这一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定都于瑞金,由毛泽东担任主席。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各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革命的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从上海迁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左”倾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中心,他们在指挥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得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著名的《忆秦娥》便作于此时,是毛泽东少有的沉吟之作:“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直到中央红军终于越过岷山,一年里走过的万里路途和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以及共产党人颠扑不灭的意志和战斗的豪情尽现于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当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鼓励无产阶级实现自身阶级解放和革命事业:“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者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是因为他们信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因此与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就是与真理在一起,就是顺应历史规律,是革命的正确方向,这样的信仰和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埃德加·斯诺就是被这种革命理想主义吸引而为之奔走呼号的一员。斯诺是美国人,却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年,斯诺刚从新闻系毕业就来到中国,从此记录下近代中国大地上的风雷变幻,“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件·····1936年6月,斯诺突破白区封锁访问了陕甘宁边区,与红军将士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为被他称为“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的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热情作传。回到北平之后,在11月14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首次登载毛泽东与斯诺在志丹县的谈话,并配发了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海内外多家报刊相继转载斯诺对中国苏区的报道,(姜廷玉、卢毅:《“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80年来外国学者笔下的红军长征》,《北京日报》2016年10月17日。)这些文字和照片有力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顽强存在和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前景。斯诺还向北大、清华和燕大的青年学生热情地介绍陕北见闻,让国统区青年真切地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激励了年轻人前往延安,投身革命。
一个拥有坚定信仰、崇高理想和顽强意志的组织展现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有感染力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自己在边区的见闻写成了《西行漫记》,用英文出版时的名字更为磅礴而确切—《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巨著在公开发行后的几星期内接连重印了五次,此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行销世界各地。(尹韵公:《红星何以能够照耀中国》,《光明日报》2016年9月24日。)在斯诺的笔下,中共的领导人们自然质朴而乐观有为,毛泽东更是第一次述说了他自己的个人身世,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译者序,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不仅如此,书中还展现了红军整体的特殊风貌,一个红军小战士给斯诺端来水,斯诺更正之前的“喂”的称呼,改称“同志”并道谢,小战士回应道:“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这些小战士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在革命的大家庭中,他们获得了平等和尊严,为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长征保存了革命火种,更是传播共产主义信仰、壮大队伍和扩大统一战线的过程。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就是其中的一段佳话,生动地印证了“长征是播种机”这个论断。1935年5月,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位于川滇交界的泸沽,要从大凉山彝族区通过才能避开军阀的围追堵截。刘伯承在出发前对部队作的动员特别交代了共产党人民族团结的原则:“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因此,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阻止我们通过,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刘弥群:《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军事历史》2006年第10期,第4-13页。)
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革命大义、民族平等团结的信念让民族团结起来,让革命的种子生了根。听说红军要打军阀,主张彝汉平等,彝族沽基家的头领小叶丹表示愿意同红军的“头人”结义为弟兄—小叶丹按照自己的规矩,把红军的首领刘伯承也称作“头人”。刘伯承欣然应允,还劝阻了彝族内部的争斗,向小叶丹宣讲革命的道理:“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受到感召的小叶丹不仅奔忙了七天七夜护送红军及后续部队过境,还将自己部落里的年轻人送到红军部队专门学习军事。“红军走后,你就扛起红旗坚持斗争。”这是刘伯承对小叶丹的嘱托,红军支队的红旗就这样在凉山彝族扛了起来。(《铁流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信仰的种子早就超越时间和地域的局限种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在今天,我们党将继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爱国人士将一如既往地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齐心协力,为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共同奋斗。在今天,改革和革命一样不断面对艰难困苦,在挫折中前行;在今天,是广大劳动者们接过了革命队伍的旗帜,他们是新时代的战士,正在党的领导下踏上新时代的长征,奋斗在各行各业,重走长征路。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谢金峰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