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9日,位于重庆临江门附近的夫子池大礼堂正在举行一场追悼会。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臂缠黑纱,胸戴白花,表情肃穆地走到灵堂前,深深地三鞠躬······逝者是谁呢?他就是周恩来的对手兼密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周恩来与张冲之间究竟发生过哪些故事?这还得从1936年的西安事变说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9日,国共双方围绕国共合作抗日这一重大议题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而国民党的主谈者就是当时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执委、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张冲。
双方会面之前,张冲的心里其实一直忐忑不安,他正在揣摩,第一次见面,“老朋友”周恩来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张冲的不安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曾经亲手策划了一个足以让周恩来身败名裂的闹剧。
1932年2月,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是一名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想出了一条毒计。2月中旬,上海《申报》《时报》等各大报纸上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则《伍豪等二百三十四人脱离共党启事》,在这则《启事》中,包括伍豪在内的234人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这就是著名的“伍豪事件”。
伍豪是谁呢?正是周恩来在年轻时曾用过的笔名。《启事》宣称伍豪脱党,这正是张冲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陷害事件,目的就是想借此中伤周恩来,破坏共产党的声誉,并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以达到瓦解共产党革命力量的目的。
果然,这份《启事》刊登之后,不但政界轰动,舆论界也是一片哗然。虽然,随着时局的变化,后来张冲也曾为此事做过补救,但从未得到过周恩来的正面回应。这次西安会谈是事件发生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所以,张冲很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周恩来于公于私的对立面上。
然而,虚怀若谷、坦坦荡荡的周恩来,一见张冲,便主动伸出了手:“欢迎,欢迎,我们终于见面了!久闻淮南(张冲字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果然年轻有为。”
面对周恩来的热情相待,张冲面露羞愧,忙回答道:“不敢,不敢,淮南过去对恩来先生多有不恭,实在惭愧,还请多多包涵。”
见张冲面露尴尬,周恩来爽朗地笑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不是走到一起来了吗?还是向前看吧!”
这场谈判,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谈判桌上,周恩来以国家大计、人民利益为重;谈判桌下,他是坦诚第一、谦逊第一、他人第一。由于谈判的需要,他和张冲时常会碰在一起,每当这个时候,周恩来就会主动与张冲交谈,并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他、照顾他,待他如朋友。张冲心中的阴霾逐渐消散,他慢慢认识到共产党并非自己之前所认为的“洪水猛兽”。
第一次见面,张冲就被周恩来的气度和为人深深感动。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在极力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军事独裁和蒋介石的“一个领袖”思想。直到1937年7月的庐山会谈,张冲才真正树立起“真诚合作、联合抗日”的民族大义思想。而他的这一重大改变,仍然与周恩来有着莫大的关系。
7月中下旬,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受邀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举办的全国军政要员、各界知名人士谈话会。会上,当蒋介石提出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应由国民党任命时,周恩来予以坚决反对。见有人反对自己的领袖,张冲马上站出来极力维护,连珠炮般地向周恩来咆哮着责问,并扬言:“若惹恼政府则收回新四军编制,看你们怎么办!”
这时,只见周恩来犀利的目光如同利剑逼视着张冲,他严肃地说道:“国共两党,犹如兄弟。为国家民族大计,在谈判桌上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以图实现团结共同对敌,拯救国家和民族,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咆哮要挟,成何体统!”
说完,他又随即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历次侵华行径和在华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并义愤填膺地质问道:“这样权力,那样权力,你怎么不向日本帝国主义要回我们国家的权利!爱国要有真心,抗日要有行动,面对着侵略者的屠刀,国家安危、民族兴亡高于一切。我们不能再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
这番义正词严的话语,说得张冲哑口无言,惭愧无比。自此,他才真正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于是,他开始及时地把谈判中共产党的意见向蒋介石反映,为沟通两党关系、促进国共合作而倾心竭力。
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为了统一战线而奔波劳累的周恩来,每逢遇到需要同蒋介石交流或见面的时候,就会在第一时间拨通张冲的电话。而电话听筒内总是会传来这样的一句开头语:“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
在重庆,凡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与交流,都是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从维护抗战大局的角度居中斡旋。由于周公馆随时都有特务监视,所以,张冲还经常会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的顺利进出,以便其开展工作。
一次,当获悉周恩来北返延安的行动受到机场检查人员的刁难,张冲立即驱车去见蒋介石,取到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登上飞机才放心离开。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冲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而当他看到《中央日报》关于事变颠倒黑白的报道后,更是十分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
1941年1月18日,当《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后,周恩来仍然是通过张冲迫使国民党当局将人放回。
1941年6月,张冲因染上恶性疟疾,病倒在床上。周恩来常去探望。得知张冲一直在为当年的“伍豪事件”自责,这天,周恩来用力地握住他的双手,动情地说:“淮南,你我是属于那种不打不相识的真朋友啊!”听到周恩来的话,张冲不禁感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了解我。因为你不仅是我的谈判对手,而且还是我最好的兄长,应该说,我是因为认识了你,才真正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希望。”“恩来!”张冲近似哭泣地说道,“我因有你这样一位兄长似的朋友而骄傲,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也愿意跟着你!”
“淮南!”“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张冲的手,他们同时淌下了滚烫的热泪······
1941年8月,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周恩来深感哀痛,亲笔写下了一副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以此作为对这位对手兼密友的最高评价以及最深切的怀念。
《新华日报》悼念张冲专版(红岩联线管理中心供图)
【点评】
周恩来与张冲的故事充分证明了一点: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值得今天的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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