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所谓“帮忙政府”,就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切实实为群众谋利益的政府。这句话中的“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人民群众在两个或几个省交界地区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主要设立于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成为1938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抗日主战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存在,打乱了敌人作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形成了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多层复杂的包围与反包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边区政府之所以被毛泽东誉为“帮忙政府”,就在于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为群众谋利益。
(一)保障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
当时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对人权、(参)政权、财权、自由权都非常重视,各地颁布的施政纲领和有关条例,都对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1941年5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纲领”)明文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1),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1月1日还专门颁布了《边区政府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即使对于少数人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基本权利,在一些法令法规中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减租减息是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基本政策,但有些地方的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不再交租交息,这就影响到地主、富农的地权、财权。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1月28日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2),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把保障人民权利提到如此重要的地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二)一心一意为群众谋求物质福利
既然是“帮忙政府”,就要千方百计为群众帮忙,为群众谋利益。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明确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即要帮助群众解决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问题,实际上就是为群众谋利益。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明确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他主张,要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正因为抗日根据地政权不仅保护群众的利益,而且全心全意为群众谋求物质福利,所以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三)始终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
要为群众谋利益,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彭真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时说:“政府对于各种重大事项,都以各种形式发动民众讨论,民众经过行政会议,或其他自己的组织系统,可以自由向政府提出他们的意见,要求政府实行某些善政,或取消某些弊政,并可以得到满意的实际的回答。”(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解放》1938年第10期,转引自郭德宏:《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历史经验》,《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因为政府的工作人员是民选的,所以从来不摆官架子,群众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也敢于和乐于向他们提出。
(四)加强群众对各级干部的监督
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仅仅有政权内部的监督,对于遏制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群众的监督。抗日根据地在发动群众监督干部方面,做得是很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选举过程中,还表现在平常的工作中。正如谢觉哉所说:“有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侥幸逃出法网,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坏事就不易发生。”(《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彭真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廉政问题时也说:“至于贪污,政府依靠着广大群众之监督和协助,已相当的肃清或正在肃清”,“边区政府依靠着民众的检举,才相当保证了各县政府的廉洁,并间接保证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解放》1938年第10期,转引自付建龙:《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实践及其现实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努力,把政府建设成为“帮忙政府”,保障群众的各项权利,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和群众打成一片,坦诚接受群众监督,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故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敌人无数次进攻扫荡都打不垮的钢铁堡垒。这不仅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能够得到群众拥护、战胜敌人并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根据地从抗战初期的1个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9个,根据地人口从几百万发展到1亿。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由抗战初期的3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30多万人、民兵260余万人,(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党组织自身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谢金峰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