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 回家2

睡觉时，安娜将她小床上的被子拖下来，铺在客厅的地毯上。我一见急了，急忙走过去，一把抓住被子，一边说：“安娜，你刚回家，怎么能睡在地毯上呢？听话，回你房间去。”哪知，安娜一点也没有听话的意思，她的两只小手，也死死地拖着被子，在由ABC美国广播公司为我们举办的派对上，化妆师给孩子们化妆孩子们在孟菲斯动物园门口合影半晌，抬起头来，她充满愤怒地对我说，“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女儿这不是一句话，是一把刀，“唰”的一声刺进了我的心脏，痛得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的哭肯定吓到了女儿，她也跟着我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贺绍强，他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一见娘儿俩哭得泪人似的，一时也不知所措，搓着手对我说：“罗秦，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怎么能这样呢？”他攥住我的手，把我拉进了书房。然后，再转身回到客厅，去安慰安娜，帮助安娜打地铺。

贺绍强再次回到书房，我们进行了女儿回家后的第一次长谈，贺绍强搔了搔他那植被原本就不茂盛的头顶，说：“古人说得对‘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安娜回家是件好事，但如何调教她，肯定是个大难题。”

那天晚上，我们两口子完全不像寻常的唠家常、摆龙门阵，而是在进行一场学术讨论，主题是：关于安娜某些观念形成的原因及其应对的措施。贺绍强说：“贝克为了达到占有我们女儿的目的，他就给安娜洗脑，而洗脑的办法，就是将我们妖魔化，而妖魔化的重点有三。”贺绍强伸出三个指头，仿佛又回到了讲台上“他们向安娜灌输三个观点：中国人粗俗，中国女孩很苦，中国菜有毒。”

贺绍强的分析还真有道理。那天我们和卡连医生，带着安娜去看马戏的时候，凡是看见白人黑人，安娜的脸上就阳光灿烂，晴天一片；看见亚裔，则马上就是风乍起，晴转阴。刚开始回家时，安娜根本不吃我我带孩子去阿肯色州参观比尔·克林顿总统图书馆做的饭菜，宁愿饿肚子也不吃。我只有向卡连医生求助，卡连医生就给她买一些炸鸡吃。贺绍强问她为什么不吃我们做的菜，她一本正经地说：“中国菜有毒。”弄得我啼笑皆非。

几天来，有时她任性，连饮料都不喝，渴得嘴唇都发白了，不喝饮料，自然就不吃饭。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想这到底是谁造的孽。辛辛苦苦把她争取回家，结果却是这样。看见她瘦小的身躯躺在地板上，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我真的想放弃算了，让她重回贝克家，只要她身体健康，快乐就满足了。但是转念一想，贝克他们那么邪恶，他们可以给她一副健康的体魄，但决不能给她一副健康的人格。不行，我不能把小孩放在他们那里。

想到这些，我说：“毛主席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女儿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也可以画最黑最丑的画。”贺绍强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但是有点悲观主义。贺绍强甚至还说：“弄不好，女儿已经想通了，没有睡在地板上了，说不定已经回到她的房间了。”

我们来到客厅，眼前的景象让贺绍强傻了眼，让我一阵心悸。我们给安娜准备的还散发着淡淡香味的被子她没用，她盖着从贝克家带来的已经发白的小被子。

安娜在抵制中国饮食的同时，也抵制中国的精神粮食。我为了使女儿尽快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让她不但身体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精神上还要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就叫我弟弟寄了许多中国的动画片来。

有一次，我放《西游记》给他们看，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我心里窃喜，以为我找到了一把开启女儿心灵的钥匙。完了，我试探着问安娜：“你觉得怎么样？”女儿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说：“中国人的智商真低，这样的动画片，比起美国的动画片，显得十分幼稚。”我没有批评她，还是那句话，童言无忌。我知道这种抵制情绪，表现在安娜身上，根却在贝克那里。后来，大卫的朋友又帮助我们另外请了一位心理医生，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心理医生，是一位美国籍的印度人。他送给安娜一套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带子，但是安娜对这些东西丝毫没有兴趣，我也不能强迫她看。

安娜抵制中国文化，她崇尚什么呢？看电视，打电子游戏。安娜带回家的行李中，被她当成心肝宝贝的，竟是厚厚的一摞游戏卡。我们家没有安装有线电视，坦白地说，不是我们支付不起收视费，而是为了孩子们的学习考虑。贺绍强是这样考虑的，小孩没啥克制力，有了电视就可能一心扑在电视上，而荒废了学习。以前是两个孩子，现在是三个孩子，更是一个大问题。

但，这件事让安娜很诧异，诧异的后果，就是对我们的鄙视。有两次我都看见她站在窗前，望着白云悠悠的蓝天，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中国人这么落后，我是中国人吗？我是美国人。”

然而，玩是孩子的天性，东方不亮西方亮，看不成电视可能遗憾终生，但不玩游戏便是终生遗憾，安娜还可以玩电子游戏，并且玩得来是如痴如醉，茶饭不思。

有一次，贺绍强来到玩游戏的女儿身边，轻声地说：“安娜，已经10点钟了，你应该停止游戏了，该睡了。”此时，女儿玩得正酣，她指挥的千军万马，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杀向敌人的阵地。她也兴奋得手舞足蹈，根本就没听见贺绍强的话，贺绍强再说了一遍，安娜依旧埋头于她的战事。

贺绍强忍无可忍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用一双严厉的眼睛盯着安娜，安娜浑身一震，大惊失色，立刻停止了手中的游戏。接下来，我以为贺绍强会指着女儿的鼻子，将她数落一顿。贺绍强没有说话，仍然用一双严厉的眼睛盯着女儿，盯得安娜浑身发冷，她怯生生地问：“难道我玩游戏也不应该？”贺绍强说：“问题不是应不应该，问题是你超过了时间，以后你必须和安迪、艾薇塔一样，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而且，我还要检查你的作业。”

安娜有点不解，她用小手指指贺绍强，又指指自己，问：“你能检查我的作业？”贺绍强说：“怎么不能，告诉你，我以前是大学教授，否则我的英语为什么比你说得好？”贺绍强发现女儿目光中有些疑惑，便用英文轻声哼唱一段歌颂正义的《奇异经典》。然后，站起身来，酝酿了片刻，便高声朗诵起来：“永别了，这威严的军队，这长嘶的战马，这吃人的大炮，这凛冽的北风，这咆哮的大海，永别了。还有你，一位黑人统帅的事业……”贺绍强双手伸向远方，仰望着长空，摆出一个英雄迟暮的造型。

如果有摄影师在场，贺绍强肯定是等摄影师将他的造型拍个够后，才恢复常人的姿态。贺绍强问安娜：“我朗诵的是什么？”安娜摇摇头，她虽然不知道贺绍强朗诵的是什么，但她从贺绍强那标准的英语发音，带有磁性的共鸣，那丰富动人的表情，知道了她的老爸，决非是一个寻常的草根。

贺绍强告诉安娜：“我刚才朗诵的是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经典段子。”安娜眼中的疑惑彻底消失了，变成了一种敬佩。女儿问贺绍强：“你是教授，为什么你要在教堂当一名普通的保洁工呢？”贺绍强苦笑了，他望着女儿说：“我原来有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作，我现在干一个收入不高的工作，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回家了，我要照顾你的生活，你的学习，给你讲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我要把亏欠你的爱补偿给你。”贺绍强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涩。安娜听了这番话后，没有点头，也不摇头，几乎没什么反应，但事实上，她的大眼睛里已经饱含着感激。

我不知是不是作为小孩，男孩子都有一个恋母情结，女孩子都有一个恋父情结。不管怎么说，自那次“电玩门”后，横亘在他们父女之间的冰山融化了。两人的谈话多了起来，安娜经常向贺绍强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甚至还问过，中国离美国有多远？中国人用不用手机？有没有巧克力？有两次贺绍强回家后，实在疲惫不堪，身子往沙发上一摊。这时，安娜从厨房跑了出来，什么话也不说，将一条还冒着热气的毛巾，递在了贺绍强的手上。

然而，我和女儿的关系还没有改善，还处于冷战阶段。安娜每次与我说话，显得彬彬有礼，每次依然叫我的名字，都使用敬语，但就是不叫我“妈妈”。

你不叫我，没关系，那我就主动出击。我看见安娜在整理她的衣服或者学习用具的时候，我就主动出击说：“安娜宝贝，你有什么事吗？需不需要我帮助你？”我故意在安娜的后面，加上宝贝两个字，我这是在投石问路，看看女儿有什么反应。女儿对我这样的称呼，并不欢迎，她皱着眉头，从紧闭的嘴唇中蹦出四个字：“没有，谢谢。”

每天晚上，安娜与妹妹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蹑手蹑脚地走到两个女儿的门口，从门缝往里看，看看两个女儿在干什么，是否睡着了。贺绍强对我这种偷窥的行为很反感，认为这非君子之举，认为我像一个联邦调查局的间谍。我反驳他说：“你懂个屁，这叫母爱，唯有母爱，才这么深情，这么细致。”

那天晚上我又在门缝偷看，安娜没有入睡，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天花板，窗外的月色如华，从窗口泻进来，在安娜的脸上，镀上了一层银色。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我觉得她不是我的女儿，而是一名天使，她无非是和我们有段情缘，总有一天，也是这样一个梦幻一样的夜晚，她会突然长出一双翅膀，从窗口向外飞去。

我的幻觉还在继续的时候，女儿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将一件外套披在了身上。

机会来了，我故意咳嗽了一声，敲了两下门，然后轻轻地推开了门。我故意地问：“安娜怎么还没有睡？”女儿说：“睡不着。”我说：“我也睡不着，我陪你下几盘跳棋吧。”我们就在安娜的书桌上，下起跳棋来。那天晚上，我下了几盘棋都故意输给女儿，而且我还故意装作懊恼的样子：“我的棋怎么这么臭，难道我就不能赢你一盘吗？”安娜哪里想得到，此乃为娘故意卖出破绽，她还以为她的棋艺高明。所以，每盘赢了她都眉开眼笑，异常开心。

这次又是女儿赢了，但她没有笑，而是严肃地问我：“你们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是不是你们不爱我？”女儿突然这么发问，让我一时不知所措，屋里静了下来，那只小闹钟嘀嘀嗒嗒的走时声，显得格外清晰。

我悄悄地流泪了，我慢慢地撩起了内衣，月光正好照着我的腹部，腹中间那条伤疤像一条粗大的蜈蚣，静静地趴在我的肚皮上，令人不寒而栗。女儿双手抱着头，睁大了一双惊恐的眼睛。我说：“你是怎么出生的？你是从妈妈这里，用刀子剖开后出来的，当时妈妈流血不止，为了你来到这个世界，妈妈差点搭上了性命，你说，妈妈有什么理由不爱你。”

也许安娜看见了我在月光下的眼泪，她伸出小手，替我将眼角的泪痕拭去。那一刻，多年笼罩在女儿心上的阴霾，被母亲的爱吹散了，那一刻，女儿才真正回到了父母身边。

女儿开始吃我做的中国菜了，而且还叫我在菜里多放点辣椒。这并不奇怪，因为安娜喜欢吃墨西哥菜，墨西哥人喜欢吃辣椒，辣椒就成了墨西哥菜的第一味道。奇怪的是，以前从不进厨房的女儿，现在非常愿意进厨房来给我打下手理理菜，洗洗碗什么的。

有一次，安娜削土豆，一不小心将右手的中指拇削了个小口子，顿时殷红的鲜血就渗了出来，安娜吓得捂着手指，哇哇地哭起来了。我看见了，一边替她贴“创可贴”，一边流着泪嗔怪她：“不会就别逞能，到客厅待着去。”

安娜很委屈地说：“你说我们分离得太久了，你愿意和我多待在一起，把失去的爱补给我，我为什么不能和你多待在一起，把我的爱给你？”听到女儿如是说，我马上破涕为笑，手把手地教她削土豆的方法。

2007年8月17日，其实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往往是普通的日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才十分有意义。所以，我将这一天铭记在心灵深处。

吃饭的时候，安娜和安迪坐在一起，两人一直在挤眉弄眼，好像要向我们宣布一个秘密，或者带给我们一个惊喜。安娜站起来了，向贺绍强喊了一声：“爸爸。”又转向我，喊了一声：“妈妈。”

我和贺绍强惊呆了，居然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吃惊是有道理的，安娜为什么会说中文？尽管发音还不是那么标准。贺绍强问安娜：“我都没有教给你，你为啥会喊‘爸爸妈妈’呢？”不待安娜回答，安迪把话抢了过去：“是安娜让我悄悄地教她的，她说先不告诉你们，给你们一个惊喜。”我问安娜：“是安迪教你的吗？”安娜说：“是的，不过他向我要了三张游戏卡。”说完，安娜又对安迪：“安迪，你以后多教我中文单词，我可以将我所有的游戏卡，全部送给你。”

那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不是因为兴奋而失眠，也不是因为悲伤而失眠，而是因为思绪万千而失眠。人们都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喊妈妈。而我们可怜的安娜，才三个月就寄人篱下，还不会喊妈妈，当她应该喊妈妈时，却无人教她喊妈妈。

八岁了，女儿才第一次，用不标准的发音，喊了一声“妈妈”。这能怪谁？只能怪我，有道是，来自是非地，便是是非人。我若留在家乡重庆，日子过得绝对惬意，览不尽的美景，瞅不完的美女，吃不完的美食。来到美国，就官司缠身，连一个女儿都保护不了，差点被人活生生地抢去。你说，我们这样的父母，是不是活得特别可怜，特别的窝囊。

还好，贺绍强多次说过，一旦女儿回到身边，我们马上回国。

我像当年做出国梦一样，此时我做着回国梦，进入了梦乡。

安娜一夜就成了名人，名人就有名人效应，名人效应的结果就是 “父贵子荣”。这年7月，孟菲斯一家教会，特别授予贺绍强“年度父亲奖”。并且在颁奖词中，除了赞扬我们夫妇锲而不舍的精神，还高度评价了安娜案的重大意义，颁奖词说：“在全国人民的眼中，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胜利，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孟菲斯。”2008年1月，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杰克逊先生，专门驱车来到孟菲斯。他说，他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见见一个仅八岁的英雄式的中国女孩。一见面，杰克逊先生就送给安娜一条镶有马丁·路德·金照片的项链，上面写着“为公平而奋斗”。

杰克逊先生弯下身子，对安娜说：“我们都是有色人种。”中午还请我们全家吃了一顿饭。分别时，杰克逊先生在安娜的前额上深深地一吻。女儿安娜非常礼貌地向杰克逊挥动小手，说了声再见，第一句是英文，第二句是中文。

作者：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