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第六篇 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坚决主动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自身的力量积极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90页。】勇于自我革命、自我净化，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独特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98年建设史和70年执政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史。我们党之所以能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最根本的还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优势。党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是一个善于依靠自身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走向成熟和强大的党。高扬自我革命的精神，就能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上不断实现大的跨越，就能不断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自身的力量积极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6日。）我们党在发展历程中经历过不少失误和挫折，最难能可贵的，是敢于公开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最典型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犯下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犯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都以自身的力量积极及时纠正了，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我们党才逐步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走到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上来，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

（一）土地革命时期及时纠正三次“左”倾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然而，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似乎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但由于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上，先后犯了三次大的“左”倾错误，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就是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

第一次，因“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判断革命形势，提出无间断革命，反对退却，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导致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最基本的原因来说，则是大革命的失败，党内存在着以革命急性病为特征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的结果。但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对中国党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同样，“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结束也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年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于是中央政治局先后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群众的实际情况，反对组织有秩序地退却，命令共产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瞿秋白的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明纳兹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同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第二次，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在革命开始复兴，并且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是在1930年夏间发生的。它同第一次“左”倾错误的结束相隔两年时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第一次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盲目蛮干；第二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间爆发大规模混战、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迫不及待的冒险主义。第一次“左”倾错误的结束，随着革命运动的复兴和局势的好转，以及1929年下半年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新军阀混战的爆发，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又逐渐发展起来。这次“左”倾情绪的发展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第一，从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绪就一直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在形势稍有好转之后，党内一部分领导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第二，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出现严重偏差，作出了“左”的错误决策。1930年4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周恩来出国后，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当时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1930年上半年，李立三发表了很多文章，过分夸大中国革命的有利形势。当年6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其中提出：“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猛烈进攻，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这表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李立三主持制订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1930年6月至9月），但给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只是由于毛泽东、朱德以及根据地其他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红军和各根据地中，才没有得到全面的推行。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就很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长江局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武汉党组织在遭受大破坏后，“汉口、汉阳区的地下层组织几乎完全坍台，诚武汉工作的浩劫”。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以冒险错误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线”。

第三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形态最完备，理论最充分，气焰最盛，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全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批判了所谓的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强调“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并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在米夫的直接支持下，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的错误主张得以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和损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向忠发被捕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于同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为贯彻所谓“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各个革命根据地，贯彻他们所谓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斗争”。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一直到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前，第三次“左”倾错误得到比较全面的展开。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几乎濒临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后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种“左”倾错误一次又一次地接连发生，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符合客观存在的实际。这种作风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单凭热情，从主观愿望出发，或从搬用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外国的经验出发，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不尊重客观实际，不去下苦功夫对周围复杂的真实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冷静的分析，这就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办法。毛泽东在1930年写了一篇《调查工作》（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党内有些人开口闭口要“拿本本来”，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万幸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特别从1929年到1930年，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的道路，就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办法，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反对教条主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逐步探索出正确的革命道路。

（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跃进”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的纠正

自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地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的主要指标过高，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这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为实现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民公社化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

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的纠正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在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顽固，该文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部门放手地平反冤假错案，提出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该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业部门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了一些过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多年来农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被冲破时，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邓小平，先是在最高领导层内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个领域都继续纠正“文革”错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迈进新的阶段。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总结，科学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作者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谢金峰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