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称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历史经验证明,多党制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一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页。)
(一)中华民国初期的多党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借鉴西方,提出了实行政党政治的主张,在他的主持下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照搬了西方民主制度,实行责任内阁制,允许结社组党。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300多个政党。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包括:以孙中山领导的由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等。这几个政党在责任内阁制的引诱下,在政治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竞争。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得到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1913年3月20日,正准备北上组阁的国民党竞选运作负责人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随后,袁世凯又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当上大总统后,他旋即下令解散国民党,废止国会。自此,政党政治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分崩离析,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民国初年的多党制昙花一现、乱象丛生,与政党的自身缺陷有直接关系,他们缺乏远见,对于民众的苦难和迫切要求解决的困难,他们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一般民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毫不关心。当袁世凯取消国会、遣散议员时,人民群众都成了冷眼旁观的闲人。没有民众的支持,多党竞争、议会内阁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谢春涛:《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
对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美国著名学者、美籍华人费正清在他的历史著作《美国与中国》中分析指出:一是没有共同目标;二是缺乏政治体制缺乏人民参与。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作为历史当事人,孙中山后来也感慨地说,中国照搬外国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不但是学不好,反而学坏了”。(《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9页。)
(二)国共的两次合作
在对西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后,1914年,孙中山再次组成了一个政党——中华革命党,并在1919年将其改组为国民党,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就在此后不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主动与国民党进行了两次合作,但这两次合作绝非两党制。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联合”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我们党领袖的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周恩来当时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这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为国民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明确了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训练了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也登上了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在斗争的风浪中逐步经受锻炼、发展壮大。
国共合作前景一片大好之时,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其后的领导人,无论是胡汉民、汪精卫或者蒋介石,都没有孙中山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因而在与共产党的合作中逐渐地显露出排他性。随着在北伐战争中国民党取得节节胜利,1927年,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向共产党挥起了屠刀,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还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企图用武力彻底剿灭,由此,国共进入了十年的内战。
如上文所述,1937年,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民族矛盾超越国共两党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转变,并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的正确判断。但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蒋介石仍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他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但蒋介石这一目的始终没有达到。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中国出现了一些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党派,由于共产党的呼吁和这些党派的存在,蒋介石不得不设立容纳抗日党派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但蒋介石坚持一党独裁,最终还是向共产党发起了武装进攻,国共合作、国共谈判随即终止。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丰富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民主发展的“井喷期”,诞生了许多民主党派,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抗日,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也为我党今后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1937年,随着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重庆立即成为多党合作的重要舞台。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南方局与在重庆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主张抗战力量和地方实力派、文化知识界、工商业界等方面的人士开展了广泛的接触,并以国民参政会为重要载体,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宪政运动,获得了民主党派的拥护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特别是1944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南方局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宪政运动推向高潮,在民主党派和社会中的声望也日益上升,使蒋介石无奈承认“社会反共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孤立地步”。(刘英:《重庆在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中的历史作用》,《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国共内战爆发后,民主党派中,除了青年党、民社党等小党外,其他民主党派纷纷抵制国民党,因而受到了国民党的压迫。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以此事件为转折,各民主党派开始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多党合作的新模式由此翻开了新篇章。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副主席和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数均占一半,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的基础。
从历史的发展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经过多党制的失败、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后而选择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历史和人民共同选择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这一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各民主党派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热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连在一起,作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针。
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断与时俱进,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实施的原则、内容和形式,多党合作进入成熟和规范的发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相结合,使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展。2005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首次以白皮书形式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政党制度。(卢冀宁、张海、孙存良:《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5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政党协商内容进一步明确,程序进一步规范,机制进一步完善,成效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习近平总书记还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表多次重要讲话,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和“四新”等要求,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将继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谢金峰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