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 实践·实证 第三十七问 马克思主义还有“香”“臭”之分？

“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这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批评教条主义时说的一段话。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就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吃过不少教条主义的亏。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到：“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博古回忆说：“碰到实际问题，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关的情况，用过甚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转引自金冲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续）》，《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拿王明来说，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但是，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显而易见，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背得滚瓜烂熟，要是脱离实际同样解决不了问题。

生动故事

毛泽东对王明错误的批评和帮助

1941年10月4日，毛泽东将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交给王明看，电报问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毛泽东让王明研究一下这份电报，第二天一起讨论如何复电。王明认为这封电报对自己有利，于是他以这封电报为契机，对毛泽东等在九月会议上的批评进行反扑。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此作说明：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许多原则性问题，说我们现在只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还需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王明犯的错误进行批评和帮助，但王明拒绝承认错误。（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3页。）

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行之有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没有成为脱离中国国情的“空中楼阁”。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革命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不完全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如果不顾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情况，照搬硬套马克思主义，那么就无法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了。列宁曾竭力反对“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的做法，强调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立足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