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你走了,我写了一副挽联:“江南塞北结连理,风风雨雨双飞雁;天上人间心相印,生生死死好夫妻。”有人称道挽联不错。其实,只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才能体味字里行间的心意。
我是四川人,1968年大学毕业后,却被分配到内蒙古。据“工宣队”说,要把优秀毕业生分配到“反修”第一线。我学习成绩尚可,但自认并不那么优秀,不知为何,也被分配到“反修”第一线的内蒙古。到了内蒙古,也没去“反修”,在部队农场种了两年地,又到铁路上做了养路工。
那时,上上下下都说,我们是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所谓扎根,那就得在边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其实,二十好几了,回老家无望,我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大学生,特别是所谓“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乃是从各地选招来的佼佼者,是一些地方的骄傲。我是我们家世世代代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云溪第一个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县领导、校长、老师,甚至连乡亲们都引以为荣,连送录取通知的邮差都逢人便说:咱们县有人考上北大、人大啦!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昔日引以为骄傲的宝贝,变得可“臭”了!
那个年代,大学生算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称为“臭老九”。这个地位,被认为本人“出身不好”,似乎有什么罪过。故无论男女大学生,特别是男生,在婚姻的天平上,分量微不足道,甚至是“负质量”。那时在我们的圈子里,流传着找对象标准的两句话:“能走能尥,自带粮票。”说的是四肢健全、能自己养活自己。这个标准够低的了!可没想到,就连这样的低标准,也很难实现。
凤娴,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一个故事吧?我们三个老九被分到一个乡村小工区当养路工。大半年过去,工区的师傅、嫂子们都熟了,大家对我们的印象尚好,说:“这几个大学生无非多念了几年书,有什么过错!”大家见我们都已二十好几,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于是,“对象”之事,也就成了大家常谈的话题。
一天晚上,一帮人在工区的院子里乘凉。天南海北扯了一阵之后,话题转到了我们身上。“你们都定亲了吧?”一位师傅问。“×××定亲了!”我说。“怎么搞的!我像你们这个年纪,儿子都满地跑了,你俩怎么还是个王老五?”另一位师傅说。“别提你了!”这位师傅的妻子快人快语,“我们那时是父母包办,结婚三天还不知道你长得啥模样!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可得慢慢挑呢!”“你也说得太玄了,就是包办,也不至于三天不知人样!”另一位嫂子接上话。“那有啥怪的,拜堂时顶着盖头看不见,黑咕隆咚进屋,天不亮就上工干活去了!”众人哄堂大笑。一位师傅捧腹道:“你也不怕进错了人?”“别扯这些没用的了,还是给咱们的大学生找找对象吧!”快语大嫂又说了话。“好!”大伙儿齐声附和。“可惜呀!我没有闺女!”一位大嫂说,“上哪儿去找你们这样知书识礼的姑爷!”“岂止知书识礼,长得也有鼻子有眼呀!”一位识几个字的师傅道。那位快语大嫂又说:“只要你们不挑三拣四,还愁娶不着媳妇儿!”“那是!”又引来一片附和。
玩笑可以开,活还得干。
盛夏的一天,为了避开烈日头,天刚放亮,大家就推着轨道车上道了。走在道边小路上,望着两根钢轨,像一座天梯,直伸到看不见的远方。我们仿佛在一梯一梯地往上爬,可走了一段又一段,前方仍无尽头。高粱、包谷正扬花,给掺着蝉鸣的清新空气,又添进几分特殊的香味儿。不知哪家的公鸡贪睡,大地早醒了,人们早已开始忙碌,它还在扯着嗓子叫!早晨真好!一切都刚开始,有可企盼的未来。
那天,有好几根枕木要换,够累一阵的,虽然是早晨,但刚换完两根枕木,就已经大汗淋漓。日上三竿,更热起来。忽然,从远处传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抬头循声望去,在很远的铁道上,像有几片花瓣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飘来飘去。
不知又过了多久,那笑声竟出现在我们身旁。原来是四个年轻姑娘,一路说说笑笑而来。在那个着装清一色的年代,她们居然都穿着花衣服!虽然说不上艳丽,可也让人眼睛一亮。我们仍然只顾埋头干自己的活,铁道边人来人往是常事。“小师傅,不歇歇?”没想到一位姑娘走过我跟前时,主动打了个招呼。我光着膀子,灰头土脸,实在不好意思,只淡淡地说了一声:“还没到歇的时候哩!”那姑娘没再说什么,只是嘿嘿一笑。我下意识地瞟了她一眼。说实在的,那姑娘真说不上漂亮,挺壮实,纯真中透看几分憨厚。一看,就是一个农家女。
姑娘们的说笑声远去了。“这几个姑娘挺可爱!看样子,还像是文化人!”一位师傅说。另一位师傅马上问道:“人家又没有给你读书念报,你怎知道她们有文化?”“嘿!文化也是能看得出来的。”先说话的师傅不服气,“不信,你问问咱们的大学生。”为了和稀泥,我道:“也许吧,她们像识字的样子,挺有礼貌的!”“对了嘛!不知书哪能识礼?”师傅说完哈哈一笑。
对于这件事,我们几个都未在意。后来才知道,此事原非偶然。原来,工区的一位师傅想给我们介绍对象,他把这个意思给乡下的一个亲戚讲了。那个亲戚热情且认真,说他们村里有几个代课教师,是年轻姑娘,跟她们说说看。那时农村有不少代课教师,一般高中毕业,也有初中毕业的,户口在农村,不算正式在编人员,只拿代课补贴。那几个代课的姑娘经人一说,答应先看看人。于是,才有了那天铁道上的一幕。天啦,我们毫不知晓,人家相亲来了!
后来,对方回话了。姑娘们说,这几个大学生也许人不坏,可累成那个样子,像个劳改犯!若是干活,身强力壮也好;他们那个文质彬彬的样子,早晚不得累死!结论很清楚,当然是否定的!
说实话,即便那几个代课的农村姑娘愿意,我也未必认可。但尽管如此,知道此事后,我心中仍然掠过一阵悲哀!什么是对象?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对象并非天底下最好的男人或最美的女人,而是与你最合适、相称、般配的人。在代课的村姑看来,我们与之不相称矣!我们落此身价,能不悲乎!无情的事实使我有所感悟:个人的身价,首先取决于你所在的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文革”中知识分子都臭了,你能香得起来吗?悲哀,既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看来,我们这样的人,娶媳妇难啦!
(作者:高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