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天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很有规律的老黄还没回来。
我知道他在下午两点左右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但是卸车的东西并不多,无论如何都应该回来了。出于安全上的担忧我拨通了老黄的电话,几声响亮的喷嚏之后才听到他无比焦急的声音:“真倒霉,在三峡广场做个业务,跟雇主走散了。”
雨夜的三峡广场,依然熙熙攘攘。老黄把两只手插在衣袖里,哆哆嗦嗦地围着身旁的两个大编织袋来回踱步,两只眼睛不停地在人群中搜寻那个他并不熟悉的身影。可能是因为干活时随车来的沙坪坝,老黄穿得很少,而且外套的后背被雨水淋湿了,他不停用衣袖摸鼻子,偶尔还要打几个喷嚏。看到我赶过来,老黄就像见到救星一样,他说下午五点多钟等公交回解放碑的时候碰上了这个业务,两口袋东西,不到两公里路,20块钱,五十多岁的男雇主撑着黑色雨伞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可能是路上打黑雨伞的人较多的缘故,自己一不留神就跟错了人,瞄着另外一把黑雨伞走了好几条街……
老黄的业务地盘是解放碑,对沙坪坝的道路完全陌生,情急之下独自顺原路折返,又走错了好几次,当他心急火燎地折回接货地点时,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雇主早就不知去向。后来老黄又挑着两大包东西在人群中来来回回好几趟,始终没有找到那个粗心的雇主,衣服也被雨水淋湿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站在接货的地方苦苦等候。老黄坚信丢了东西的雇主一定也很着急,希望他能回到这个地方寻找,但是现在等了三个多小时,依然没有看到那个期待的身影。
老黄以前跟我讲过,这样的事情在棒棒行内并不少见,通常都是先在接货地点等候,实在等不到,就把东西送到派出所去,请警察帮忙。大前年夏天,老黄在凯旋路给人挑布料的时候与雇主走失了,坐在上山的石梯上等了整整一下午,最后被晒中暑了。第二天一大早把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的时候,老黄被带进了审讯室盘问了半天,差点就定性为“投案自首”——原来雇主昨天就报了警,派出所以“棒棒拐走价值3000 元布料”立了案……老黄说他不懂什么高尚不高尚,也不懂啥叫职业操守,当了二十多年棒棒他只认一个理儿——别人的东西再值钱都是别人的,自己付出了汗水必须拿到该拿的工钱。
我打开两个袋子看了看,全是某品牌的面膜等美容用品,价值至少几千块。眼看快十点了,这样傻等也不是个办法,我建议找警察帮忙,而且三峡广场的入口处就有一辆流动警务车。老黄说再等等,他早想过报警的办法,但是沙坪坝不比解放碑,到时候专程来拿“工钱”要花好几块车费,很麻烦。
街头的行人越来越稀疏,老黄的喷嚏也慢慢变成了咳嗽,大约十一点左右,实在撑不住了,他只好挑着两袋价值不菲的化妆品走进了广场入口的流动警务站,他决定放弃20元工钱。看得出这个决心下得很无奈,但是他别无选择。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也可能是公民在利益受损之后的必然选择,警务站的警员告诉我们,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警了,说有个六十多岁的棒棒挑着他的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10000元……
老黄点燃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两口,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似乎根本就不在乎雇主的误解,也似乎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误解。他说走失这件事,老板也有责任,自己多出汗多淋了雨,至少要加10块工钱。
半夜时分,当雇主既惭愧又感谢地拿出100元钱作为褒奖的时候,老黄找回了70,而且坚持把东西挑到了雇主的美容院。
社会需要这样的老实人,但是这样的老实人又最容易被社会伤害。同样的阴雨天,老杭就被人骗走了今年以来的全部积蓄。
当我赶到接警的派出所时,老杭已经做完笔录——近两个月的全部积蓄被骗子洗劫一空,1137元现金化作了一张派出所开具的“案件接报回执单”。老杭愁眉不展地说:“昨天晚上梦见钓鱼,钓起来好多死鱼,感觉要破财,一大早就往银行跑,依然没能躲过这一劫。”
这些年老杭先后四次被盗,三次损失惨重,最多的一万,最少的两千,做了不吉利的梦,他最担心的就是兜里的血汗钱。在等候银行开门的时候,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有意无意过来跟他搭讪。两支烟的工夫,他们从南川老乡变成了本村本队的老乡,那个男人说他是“撤乡并镇”之前四队胡队长的儿子,老杭是三队社员,感觉几十年前与四队胡队长似曾相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胡队长的儿子”对老杭目前的境况深表同情,先说要给他找一个工地看门的工作,管吃管住每月1600元,后来,“胡队长的儿子”又给老杭透露一个内幕消息,说最近国家在给65岁以上老人办“老年卡”,类似养老保险,每月150元,领到死的那一天,因为名额有限,政策没有公开,都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现在只剩两个名额,他通过市里的重要关系给父亲搞到了一个,今天就要去办登记手续。多少年来,老杭做梦都希望有点养老保障,所以就对那“最后一名额”充满了渴望……
两人直接打车去了工人文化宫,老杭不仅付了17 元打车费,还花20元给“胡队长的儿子”买了一包烟。手续费878.5元、工本费100元、人情费100元,老杭把钱夹里的1100元整钱连同身份证都交给了热心的老乡,然后坐在工人文化宫大院里憧憬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半个多小时之后,老杭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就偷偷趴到“办证大楼”的窗户去张望,结果发现那里只是一个麻将馆,“胡队长的儿子”早已不知去向。
派出所警员调看了附近的全部监控,因为下雨,雨伞遮住了骗子的上半身——看起来骗子很熟悉这一带的监控摄像头,可能是惯犯,破案需要运气和时间。月薪1600的工作没了,身份证和积蓄没了,老杭的钱夹里还剩5块钱,而且今天还没吃早饭。
走出派出所之后,老杭又回到了工人文化宫门口,久久不愿离开——他希望能突然在人群中看到那个老乡,他更希望那个人真的是胡队长的儿子……
乍暖还寒的日子,老杭的悲伤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的几天,他的业务不错,零零散散干了五六个业务,总收入160元,可是好业务却没能给他带来好收成——当他喜滋滋地拿着挣回来的红色百元大钞去买烟的时候,香烟店老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是一张假币。
老杭说这几天腿肿得很粗,基本没有接过20 元以上的业务,他清楚地记得这张百元钞票是一个中年男人在较场口转盘付给他的,当时眼睛里进了汗没仔细看。其实以老杭67岁的眼力,就算仔细看了估计还是照样会收下。于是,老杭用辛勤的劳动和80元零钱换回了这张假币。
我知道,老杭装在贴身口袋里的零钱每一张都被汗水洇得很湿很润。我能肯定,老杭在找钱给中年男人的时候,脸上、身上,包括指头上一定还在滴汗。
老杭手里的假币的确太假了,假得让人想骂制假分子的“专业态度”——没有金线,没有水印,局部地方褪色严重,连右下角的阿拉伯数字也歪歪扭扭,感觉就像是在彩色复印机上加工的一样。显然,拿着这种钱来支付劳动报酬的人绝非无意,估计如今的解放碑也只有老杭这样的棒棒才会上这样的当。
对于一个靠体力赚钱的老人来说,这种伤害是实实在在的。旧伤未愈,又添新创,老杭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愁眉不展,看起来精神状态有些失常。
“唉,蚀财免灾,我和老黄这些年加起来至少收到过2000多块假钱……”忙完手头活计的大石专程来安慰老杭。
“上一回当学一回乖,以后除了银行之外,大票子一律不要收了。”老黄接过话题向老杭总结教训。
老杭决心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说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张假币花出去,并寄希望在给涂料店代收货款时实施。老杭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假钞叠好,放进钱夹,他说他有原则,既不能害熟人,也不能害穷人,涂料店的客户一般都不会在乎区区100块钱。老杭没有透露具体计划,但是看起来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这张假钞注定要累死他老人家不少脑细胞。
或许这就是社会,付出了诚实并不一定能收获温暖。
(作者: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