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二十六

阴雨天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很有规律的老黄还没回来。

我知道他在下午两点左右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但是卸车的东西并不多，无论如何都应该回来了。出于安全上的担忧我拨通了老黄的电话，几声响亮的喷嚏之后才听到他无比焦急的声音：“真倒霉，在三峡广场做个业务，跟雇主走散了。”

雨夜的三峡广场，依然熙熙攘攘。老黄把两只手插在衣袖里，哆哆嗦嗦地围着身旁的两个大编织袋来回踱步，两只眼睛不停地在人群中搜寻那个他并不熟悉的身影。可能是因为干活时随车来的沙坪坝，老黄穿得很少，而且外套的后背被雨水淋湿了，他不停用衣袖摸鼻子，偶尔还要打几个喷嚏。看到我赶过来，老黄就像见到救星一样，他说下午五点多钟等公交回解放碑的时候碰上了这个业务，两口袋东西，不到两公里路，20块钱，五十多岁的男雇主撑着黑色雨伞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可能是路上打黑雨伞的人较多的缘故，自己一不留神就跟错了人，瞄着另外一把黑雨伞走了好几条街……

老黄的业务地盘是解放碑，对沙坪坝的道路完全陌生，情急之下独自顺原路折返，又走错了好几次，当他心急火燎地折回接货地点时，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雇主早就不知去向。后来老黄又挑着两大包东西在人群中来来回回好几趟，始终没有找到那个粗心的雇主，衣服也被雨水淋湿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站在接货的地方苦苦等候。老黄坚信丢了东西的雇主一定也很着急，希望他能回到这个地方寻找，但是现在等了三个多小时，依然没有看到那个期待的身影。

老黄以前跟我讲过，这样的事情在棒棒行内并不少见，通常都是先在接货地点等候，实在等不到，就把东西送到派出所去，请警察帮忙。大前年夏天，老黄在凯旋路给人挑布料的时候与雇主走失了，坐在上山的石梯上等了整整一下午，最后被晒中暑了。第二天一大早把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的时候，老黄被带进了审讯室盘问了半天，差点就定性为“投案自首”——原来雇主昨天就报了警，派出所以“棒棒拐走价值3000 元布料”立了案……老黄说他不懂什么高尚不高尚，也不懂啥叫职业操守，当了二十多年棒棒他只认一个理儿——别人的东西再值钱都是别人的，自己付出了汗水必须拿到该拿的工钱。

我打开两个袋子看了看，全是某品牌的面膜等美容用品，价值至少几千块。眼看快十点了，这样傻等也不是个办法，我建议找警察帮忙，而且三峡广场的入口处就有一辆流动警务车。老黄说再等等，他早想过报警的办法，但是沙坪坝不比解放碑，到时候专程来拿“工钱”要花好几块车费，很麻烦。

街头的行人越来越稀疏，老黄的喷嚏也慢慢变成了咳嗽，大约十一点左右，实在撑不住了，他只好挑着两袋价值不菲的化妆品走进了广场入口的流动警务站，他决定放弃20元工钱。看得出这个决心下得很无奈，但是他别无选择。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也可能是公民在利益受损之后的必然选择，警务站的警员告诉我们，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警了，说有个六十多岁的棒棒挑着他的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10000元……

老黄点燃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两口，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似乎根本就不在乎雇主的误解，也似乎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误解。他说走失这件事，老板也有责任，自己多出汗多淋了雨，至少要加10块工钱。

半夜时分，当雇主既惭愧又感谢地拿出100元钱作为褒奖的时候，老黄找回了70，而且坚持把东西挑到了雇主的美容院。

社会需要这样的老实人，但是这样的老实人又最容易被社会伤害。同样的阴雨天，老杭就被人骗走了今年以来的全部积蓄。

当我赶到接警的派出所时，老杭已经做完笔录——近两个月的全部积蓄被骗子洗劫一空，1137元现金化作了一张派出所开具的“案件接报回执单”。老杭愁眉不展地说：“昨天晚上梦见钓鱼，钓起来好多死鱼，感觉要破财，一大早就往银行跑，依然没能躲过这一劫。”

这些年老杭先后四次被盗，三次损失惨重，最多的一万，最少的两千，做了不吉利的梦，他最担心的就是兜里的血汗钱。在等候银行开门的时候，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有意无意过来跟他搭讪。两支烟的工夫，他们从南川老乡变成了本村本队的老乡，那个男人说他是“撤乡并镇”之前四队胡队长的儿子，老杭是三队社员，感觉几十年前与四队胡队长似曾相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胡队长的儿子”对老杭目前的境况深表同情，先说要给他找一个工地看门的工作，管吃管住每月1600元，后来，“胡队长的儿子”又给老杭透露一个内幕消息，说最近国家在给65岁以上老人办“老年卡”，类似养老保险，每月150元，领到死的那一天，因为名额有限，政策没有公开，都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现在只剩两个名额，他通过市里的重要关系给父亲搞到了一个，今天就要去办登记手续。多少年来，老杭做梦都希望有点养老保障，所以就对那“最后一名额”充满了渴望……

两人直接打车去了工人文化宫，老杭不仅付了17 元打车费，还花20元给“胡队长的儿子”买了一包烟。手续费878.5元、工本费100元、人情费100元，老杭把钱夹里的1100元整钱连同身份证都交给了热心的老乡，然后坐在工人文化宫大院里憧憬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半个多小时之后，老杭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就偷偷趴到“办证大楼”的窗户去张望，结果发现那里只是一个麻将馆，“胡队长的儿子”早已不知去向。

派出所警员调看了附近的全部监控，因为下雨，雨伞遮住了骗子的上半身——看起来骗子很熟悉这一带的监控摄像头，可能是惯犯，破案需要运气和时间。月薪1600的工作没了，身份证和积蓄没了，老杭的钱夹里还剩5块钱，而且今天还没吃早饭。

走出派出所之后，老杭又回到了工人文化宫门口，久久不愿离开——他希望能突然在人群中看到那个老乡，他更希望那个人真的是胡队长的儿子……

乍暖还寒的日子，老杭的悲伤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的几天，他的业务不错，零零散散干了五六个业务，总收入160元，可是好业务却没能给他带来好收成——当他喜滋滋地拿着挣回来的红色百元大钞去买烟的时候，香烟店老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是一张假币。

老杭说这几天腿肿得很粗，基本没有接过20 元以上的业务，他清楚地记得这张百元钞票是一个中年男人在较场口转盘付给他的，当时眼睛里进了汗没仔细看。其实以老杭67岁的眼力，就算仔细看了估计还是照样会收下。于是，老杭用辛勤的劳动和80元零钱换回了这张假币。

我知道，老杭装在贴身口袋里的零钱每一张都被汗水洇得很湿很润。我能肯定，老杭在找钱给中年男人的时候，脸上、身上，包括指头上一定还在滴汗。

老杭手里的假币的确太假了，假得让人想骂制假分子的“专业态度”——没有金线，没有水印，局部地方褪色严重，连右下角的阿拉伯数字也歪歪扭扭，感觉就像是在彩色复印机上加工的一样。显然，拿着这种钱来支付劳动报酬的人绝非无意，估计如今的解放碑也只有老杭这样的棒棒才会上这样的当。

对于一个靠体力赚钱的老人来说，这种伤害是实实在在的。旧伤未愈，又添新创，老杭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愁眉不展，看起来精神状态有些失常。

“唉，蚀财免灾，我和老黄这些年加起来至少收到过2000多块假钱……”忙完手头活计的大石专程来安慰老杭。

“上一回当学一回乖，以后除了银行之外，大票子一律不要收了。”老黄接过话题向老杭总结教训。

老杭决心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说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张假币花出去，并寄希望在给涂料店代收货款时实施。老杭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假钞叠好，放进钱夹，他说他有原则，既不能害熟人，也不能害穷人，涂料店的客户一般都不会在乎区区100块钱。老杭没有透露具体计划，但是看起来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这张假钞注定要累死他老人家不少脑细胞。

或许这就是社会，付出了诚实并不一定能收获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