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三十二

北碚区歇马镇，河南的生活似乎步入了新的轨道。

由三套数控机床和四台手工车床构成的小车间内，熟练的工人师傅负责按照订单加工标准配件，河南的任务是完成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清洗产品内部残存的钢屑。在这条半现代化流水线上，操控车床的叫技工或者钳工，牛皮哄哄的，除了摆弄机床之外，其他啥都不干，每月收入七八千，订单稍微多一点的时候，轻松过万。河南在这个车间里的工种叫“打杂”，除了负责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还要担负卸货装车，打扫卫生等体力活。车间里师傅有很多个，而杂工只有一个，所以老板说河南的岗位十分重要，每月2000的月薪在周边的“杂工界”算得上首屈一指的了。

河南对眼下的工作很珍惜，尽管腿上有残疾，但干起活儿来一点不含糊，无论清洗还是搬运，都干得井井有条，尤其是老板在场的时候，河南干活时常常是一路小跑，更加干净利索。

歇马镇离解放碑四十多公里，这样的距离也使河南与他的“朋友圈子”形成了物理上的隔绝，即使思念也只能深埋心底——远水解不了近渴。“斗地主”作为一项全民普及的休闲活动，河南现在的工友们也偶尔开展，但都是小打小闹最多一块钱起底，对于在解放碑见过大场面的河南来说，根本不屑参与这种小儿科的活动，当然，在市郊小地方赚钱养家的工友们个个都把钱袋捂得很紧，即使玩一元起底的“小地主”，也没人敢和河南这样的高手同桌过招。无敌最寂寞，河南说干脆戒了算了。

河南的新住所是一幢墙壁四周长满爬山虎的小楼——老板朋友家里的闲置旧房。即便已经闲置多年，仍然比自力巷53号要好了很多。新老板在生活上对河南很照顾，上班第一天就给他预支了200元生活费，并配备了上下班专车——永久牌的。考虑到河南自己住一幢大房子很孤单，老板还把家里的一条小狗托付给他照管。闲暇时光不斗地主，骑骑车遛遛狗，小日子倒也惬意。河南说终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一定好好干，头两个月争取把欠大石和我的钱还了，以后再跟车间里的师傅学点技术，争取以后能开车床，每个月也挣个万儿八千的。

眼下最令河南苦恼的有两件事：一是没有身份证，签不了用工合同，无论怎么卖力，都只能是临时工，而且是黑色的临时工。没有“五险一金”倒不是很在意，也没想那么长远，最怕当地劳动部门突击检查，自己失业事小，老板也要受罚。二是煮饭的电饭煲太小，是朋友湖北吊着胳膊送过来的，最大容积只有五升，无论是煮稀饭还是下面条，每顿都要煮两次，特别麻烦。河南说等发工资之后，一定要去买一个大号的电饭锅。

越来越凌乱的自力巷口已经很多天见不到皮匠的身影。裁缝说，活儿越来越少，养不活人了，皮匠不得不撇下祖传的手艺，去了一个叫盘溪的地方跟亲戚学习做水果批发。皮匠能够说走就走是因为不满50岁，还可以出去闯一闯，裁缝和剃头匠年纪稍长，还没想好以后干啥。裁缝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老黄的右半边身子麻木在加剧，走路踉踉跄跄，记忆衰退明显，连语言表达也越来越困难。这段时间，老黄每两天去凯旋路的小诊所测一次血压。医生很热心，测血压从不收老黄的钱。

“老人家，你的病不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可能有梗塞，一定要去大医院检查治疗……”每回测完血压，医生都要重复着这句话，但是这一次，女医生皱着眉头一连说了6遍。

“你这个病很容易脑溢血，千万不要犟，很危险！”

老黄走出诊所的时候，那位善良的女医生还追到门口反复叮嘱。

回到自力巷，天空飘起了小雨。

老黄突然哭了，眼睑像决堤的大坝，泪水倾泻而下。老黄的哭声低沉而沙哑，一抽一抽的，有一种在胸腔里撕扯的感觉。我从不觉得老黄也会哭，毕竟生活的苦难早已把他历练成钢，眼睛里充斥的酸涩液体该流的都流干了。老黄的哭泣没有先兆，就如不堪重负的坚硬房梁瞬间折断，瓦砾倾泻而下。

老黄的哭泣声中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倾诉：“我的命啷个这么苦哦—— 从生下来就没享过一天福啊—— 是上辈子作了孽吗——老天爷要这么惩罚我——受了六十多年难还不够吗——又让我得这么一个病——再给我两年——帮黄梅把账还完——现在就死了的话——我不得闭眼睛呀……”

老黄哭诉的声音由大变小，眼泪也越来越少，一滴一滴，紧绷的眼睑就像护士在排除针管空气时的针头。

我找不到任何得体的语言安慰老黄。这是一个和命运抗争了六十多年的男人无奈的哭泣，这种声音足以戳痛每个人的心。

或许哭出来会好些。

老黄身后的屋檐上，细雨慢慢汇聚成水滴，有的挂在瓦沿截面晃晃悠悠，有的顺着檐口的塑料布快速滑落，就如从老黄脸颊划过的一道道泪痕……

女儿那边，已不能隐瞒。接通黄梅的电话之后，父女俩没有太多的语言交流，因为电话两端的人都很难用正常的语言来表达心情或者想法，沉默和抽泣代表了所有的情感。良久之后，黄梅让父亲把电话递到我的手中。她说每周只有星期天下午半天休息，请不到假，拜托我帮她把父亲送到永川，然后她再想办法请假带父亲看病。

（作者：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