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夏至。
雨后初晴的永川区临江镇薄雾轻绕,宽阔的街道两侧,楼比人多,萧条冷清完全取代了春节记忆中的热闹繁华,就如老黄此刻的心情。时隔5个月再来女儿的家,老黄依然单肩斜挎着他那标志性的双肩背包,心情却是截然不同——上次是高高兴兴来临江过年,这次是垂头丧气到临江治病。
临江镇的冷清是因为很多房子的主人都不在家,他们拼着命在外地打工挣钱,憧憬着一份安稳舒适的光景。然而,当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楼房之后,生活却依然漂泊,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像候鸟一样从四面八方的工厂或工地赶回来。房子对于他们眼下的生活来说,仅仅是过年团聚的驿站。
临街楼房的四楼,女儿宽敞明亮的家空空荡荡,所有的家什器具都覆盖着厚厚的积尘,看起来已经很久无人居住了。老黄说,正月十五之后,全家人都散了,女婿去了西藏的日喀则,修铁路,亲家母在川西的一个工地做饭,黄梅在永川城里的电子厂上班,与工友在厂区附近合租了宿舍,外孙子被送到了江津李市农村的外婆家。这二十多年老黄与女儿的母亲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母女连心,血浓于水,黄梅与母亲之间的那份情感是无论如何都割舍不掉的,想找人带孩子的时候,母亲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宽敞的房子没人居住,但是全家人的奔波劳累都是为了拥有这套宽敞的房子。那张签于去年年初的转让协议就如一块千斤巨石悬在每个家庭成员的头顶,房价26万,加上办理过户手续的费用,总计支出30万出头,三年付清,买方违约,卖方有权收回,去年付了10万,余下的16万房款和过户费用必须在明年年底之前到位。老黄拿着协议的手不停地颤抖,他不知道自己的病将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老黄到临江的第二天晚上九点多钟,黄梅才心急火燎地回家。这两天的黄梅备受煎熬,父亲的病必须尽快检查,厂里赶工期又不让请假,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黄梅说明天请了一天假,这个月的500多元全勤奖就没有了。
永川区人民医院,女儿陪着父亲先测了血压,又做了CT,门诊医生对老黄的病情给出了权威的判断。
“老年人,你的血压是低压111,高压166,从CT 图片上看,左脑血管梗塞有点严重,高血压加上脑梗塞,现在表现的症状是麻木,严重了就可能偏瘫或者脑溢血。”
医生的话就如一记重锤砸在老黄父女的心上。他们清楚身体有病是肯定的,但没料到会有这般严重。其实凯旋路小诊所的医生早就凭经验作出过这样的判断,只是老黄一直心怀侥幸。
高血压遇上脑梗塞,就如洗车店里的高压水枪,进口大出口小,管壁不结实就有爆裂的危险。血压高可以暂时用药物控制,脑血管堵塞就必须疏通,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医生建议先住一段时间院,待到病情稳定之后回家休养。
刚刚只做了一个最低价位的CT,就花了将近400元,接下来住院是多大一笔开销,父女俩都不敢想。
黄梅皱着眉瞪着眼陷入两难——住吧,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高昂的医疗费用难以担负,长时间请假护理肯定还要丢工作,她的收入对眼下这个家庭十分重要;不住吧,如果继续恶化导致偏瘫,不仅在孝道上说不过去,而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还将成为长期的负担。
“医生,我这个病不住院的话,会不会马上就瘫痪?”与黄梅的不知所措相比,老黄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反复向医生询问不住院的后果。
“你这个情况不好说,这本来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住院治疗也就是起个缓解控制的作用,关键要靠平时调养,注重锻炼,少吃咸辣,少沾烟酒,暂时还瘫不了,但是最好还是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大医院的医生似乎并不是老黄以往认定的那样,话说得入情入理,还很实在。
显然,老黄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黄梅那个还十分脆弱的家。女婿在西藏月薪7000 元,除了生活开支每月能剩5000左右,亲家母的工资不高,省吃俭用一个月能攒1500元,黄梅在车间里铆着劲儿加班每月毛收入不超4000元,而老黄本人今年的积蓄总共还没突破5000元。从理论上说,全家人在今年攒够十万元问题不大,但是假若有人生病卧床,到期必付的房款肯定就悬了。
“你有没有医保卡,有医保的话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门诊的医生热心地提醒老黄。
“有——有——有,前年在老家江津交的钱,农村合作医疗——”虽然交过钱,但是没生过病,所以“医保”这个概念对于老黄来说还相当陌生,生病这么久也从未想过自己还有医保。
出于为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着想,医生建议老黄回老家的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她说按照现行政策,异地高等级医院诊治报销的比例相对偏低,在本地乡镇医院住院治疗差不多可以报销70%。
挣扎彷徨的老黄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如释重负,当天下午就坐上了开往嘉平的客车。已经在我国农村施行多年的“合作医疗”,真的会给老黄带来希望吗?“你那个60块,是前年底交的2013年的费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每年都要缴钱,去年缴费的时候不晓得你在哪里,恁个大的事情自己不上心,还要我到重庆去请你吗……”
笋溪村六村老社长的一番责备顷刻间击碎了老黄住院的希望。“我去年没生病,一颗药都没去卫生院拿过,缴的那些钱就白缴了吗?”老黄双手抱头,满脸诧异。“合作医疗——啥子叫合作医疗?”正在用篾刀剔削晾衣竹竿的老社长停下手中的活计,盯着老黄的眼睛看了足足十秒钟,一副要发火的表情:“缴了钱没生病就觉得吃亏,那你现在生病了,便宜从哪里来呢,全部要国家给你掏吗?这个政策本来就是合作互助——”老黄满心的希望瞬间变成失望。去年医疗有保障,身体很健康,今年没缴费,病魔却来了,这种巧合就似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老社长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可是总有一些人不理解,前不久去世的吴三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缴钱的时候动员好多次她都说身体好得很,就是舍不得那么60块钱,等生了大病的时候又来不及了,睡在床上大半年,子女打工挣的钱都花光了,最后一两个月只能眼睁睁地等死。
触手可及的希望就这样擦肩而过。是当初政策没掌握清楚,还是对身体过于自信,抑或舍不得60 块钱?老黄没有解释,也没有继续争辩,总之,因为60元钱酿出的这杯苦酒,只能由他自己往肚子里咽。
“从明年开始每年涨到80块了,你办不办?”老社长嗔怒的眼神平和了许多。
“办——办——办,一定要办——”“国家的政策还在调整和完善,为防止漏保的情况,从明年开始一次签五年协议,你可以提供养老金账户,每年的钱由银行代扣。”老社长不遗余力地继续宣讲新出台的政策。这回算是把政策搞明白了,基本的道理也懂了,只是学费交得有些昂贵。
告别社长之后,老黄没有去镇卫生院,也没有回鱼塘尽头的家,唉声叹气地登上了开往重庆的客车。
他说从现在开始戒烟,以后不吃辣少吃盐,多干活儿就是多运动,只要不使蛮劲儿,兴许能把身体养好,即便要住院治疗,也一定要把今年挺过去。
老黄还说,宁愿突发脑溢血痛快地死掉,真的很害怕瘫在床上拖累后人。去重庆途中,老黄父女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
“还往重庆跑,你不要命了吗,赶紧回临江来——”
“我在临江你能照顾我吗,有钱住院吗?反正在哪儿都是一个人待着,也是吃那些药,还不如去重庆,一来多少可以挣点钱,二来自力巷熟人多,相互还有个照应……”
“我……”女儿无言以对。
作者: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