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 三十九

大石的400多个蜂窝煤和几袋面粉也被埋在废墟里了，昨晚辛辛苦苦帮河南整理的东西，也不知道转移没有。作为我们的房东，大石义不容辞地去找拆迁办做了交涉。拆迁办的回答有理有节：转移出去的物品一定会妥善保管，想要认领必须由产权人亲自来。

自力巷53号变成废墟之后，两位房主倒是风风火火地赶过来了。一楼房主经过一番审时度势，迅速与拆迁办达成了补偿协议，走的时候他对大石说：“那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你们的事跟我没啥关系了。”二楼的房主与拆迁办大吵了一架之后拂袖而去，走的时候大石请他帮忙认领被转移的物品，迎来的是一顿咆哮：“我的房子都搞没得了，现在家里九十多岁的老人又在住院，哪里有闲工夫去管你们这些棒棒的破东烂西嘛，自己找拆迁办解决吧……”

从眼下的形势判断，转移出去的东西和埋在废墟里的已没有太大区别，即使最终能认领出来，那也将是一个十分曲折艰辛的过程。我戎马二十年，脑子里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凌乱过，受了一肚子的委屈却找不到一个讲理的地方——说政府排危不该搞突然袭击？人家的通知在门上贴了几个月，而且昨天还登门下了最后通牒；说拆迁办没有人情味儿？人家按规定办事，不经产权人签字擅自归还转移物品，日后有麻烦的确不好交代；说房主不负责任？谁家的房子被推倒了心里能好受，哪里还有心情去管别人的事情。一次正常的排危行动，几个棒棒稀里糊涂中了枪，而且他们的伤口正在迅速溃烂流脓。

老黄的损失十分彻底——没有钱交房租，昨天谈好的房子就没法入住，而且那100块订金也泡汤了；没有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存在银行的那点钱也取不出来；没有了劳动工具，连午饭钱都不知道该怎么挣了。今天的老黄，浑身上下只剩三样东西——裤子，拖鞋，可能还有一个裤头。我除了上半身比老黄多穿一件T恤之外，其他完全一样。大石的老婆劝老黄去找拆迁办赔偿损失，她说：“东西都拿到一楼了，凭什么不让搬出来？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塞的怕啥子，就到拆迁办去躺着。”老黄真的去了，在拆迁办的长条椅子上躺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又自己出来了。他说身体有病也得讲道理，人家拆迁办讲得句句在理：“我们拆的是别人的危房，你有什么资格来闹事？再说财产转移不可能有遗漏，我们前不久拆一处危房，还有人说被埋了十几万呢……”

三伏的最后一天，烈日如火。我和老黄的午餐是在自力巷南头快餐店吃的赊账，两个人14块钱——我们已经掏不出14块钱了。从来没有过一贫如洗的感觉，今天有了，而且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也想过找人借点生活费，但是张不开口。

因为53号楼的垮塌，复归平静的自力巷更添了几分凄凉。老黄还在巷子里徘徊，久久不愿离开。他说他一定要在这里守着，因为那堆瓦砾下面埋着他的2300块血汗钱，那是今年全部的积蓄，他要用这些钱买药租房子。老黄很担心自己一旦离开，会有人刨开瓦砾，拿走他的钱。再说了，即便离开又能去哪儿呢？在这个城市里，他已经没有栖身之所，连赖以生存的棒棒和手拉车也没有了。

老黄一动不动地守候在自力巷53号旁边，就像守候着一个刚刚过世的老朋友。老黄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面前的瓦砾堆，他似乎在期待着自力巷53号能够突然间站立起来，也似乎在默默祈求这个老朋友在倒下的瞬间能够张开双臂护住一楼巷道里的那两个包裹。老黄的脸色很苍白，光溜溜的脊背上，汗珠子一槽一槽往下倾淌。

“冲牛煞东”的辛未月己酉日，白昼似乎特别漫长。老黄守候着自力巷不离不弃，其实是在守候着心里残存的一线希望。大白天在拆迁办眼皮底下，他无法靠近充斥着各种危险的废墟，他盼望着太阳下山，拆迁办下班，他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没有挖出来的可能。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2300 元钱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老黄来说，这就是他的命，甚至比命更重要。

夕阳西沉，夜幕降临。我和老黄悄悄靠近废墟边缘的警戒线，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老黄说他清楚包裹的位置，只要一楼的通道还有一点缝隙，他都要想办法爬进去。为了自己的2300元血汗钱，老黄不会在乎任何危险。

“干啥子——你们在那里干啥子——”刚刚靠近还没来得及查看仔细，两束手电光就直射到我们的脸上，由远而近。来人是拆迁办的两名夜巡人员，他们的职责是防范安全事故，主要就是杜绝拾荒或贪图小便宜的人员进入废墟。领头的人用手电照着老黄的脸说：“看来我们的头儿真是料事如神啊，临下班的时候专门叮嘱我们近期要重点盯防你黄棒棒，果然没得错，哈哈——”两位守夜人除了把我们轰走以外，倒是没有难为我们。

我和老黄走出巷口的时候，隐约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不要来哒，钱没得了可以挣，命没得了就什么都没得了，我们会二十四小时在这里守着……”灰溜溜地走出自力巷，我和老黄决定去投奔老甘。下午老甘来过自力巷，他说在储奇门的一家棒棒旅馆找到了住处，地下室长宽各2米的小单间，10块钱一天。住处被拆之后，老甘的老板给他结算了1300元工钱，加上箱子里的500元零钱，老甘成了我们当中最富裕的人。走进老甘的住处，我和老黄顿时没有了沾光的打算——小小的地下室四周不透风，一张单人床就占掉了一大半的面积，坐三个人都困难，更别谈睡觉了。

患难见真情，尽管如此条件，老甘依然热情地准备收留我们，但是在这里，老甘说了不算，满脸横肉的老板突然出现在门口。“老子这里的规矩你懂不懂？哪个叫你带些乱七八糟的人来的，赶紧撵起走，不懂规矩，明天你狗日的也给我搬走——”老板几乎是指着老甘的鼻子骂骂咧咧，我的血液循环突然加速，当棒棒大半年第一次有想揍人的冲动。

我用眼睛狠狠盯了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20秒，拳头的关节握得咔咔直响。趁着那家伙把后面的脏话硬生生憋回肚子的工夫，老黄把我拖走了。回解放碑的路上，老黄说：“那家伙确实该打，我也知道你打他很轻松，但是我们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得，哪里有打人的钱嘛！”“忌入宅”的辛未月己酉日，我和老黄绝对没有入宅——老宅回不去了，新宅还不知在哪里。

从储奇门回来，我们围着解放碑CBD转了好几圈，发现条件稍稍优越一点的屋檐都被人占了，他们少数是流浪的人，多数是为了节省住宿费用的棒棒。我和老黄没有去挤他们身边露出的空隙，因为与他们相比，我们心里似乎还有一些优越感。但是实际上，今天的我和老黄跟他们已没有太多区别。

我们最终在一个百货大楼门前的老榕树下安顿下来——三块空心铁条做成的长凳，够硬够长不够宽，在附近也没找到合适的纸壳，直接躺下就睡了。

没吃晚饭，肚子里一直叽里咕噜的。

老黄翻身的时候，肉皮在铁凳上扯得吱吱作响——可能是上半身没穿衣服粘得太紧的缘故。不远处的解放碑广场，一个残疾的流浪歌手还在抱着一把破吉他嘶吼那首叫《春天里》的歌。

（作者：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