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渡口：与病毒“面对面”的疾控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重庆市大渡口区疾控中心立即召回单位全体职工，成立综合协调组、流行病学调查组、采样检测组、宣传咨询组、消毒技术指导组、后勤保障组等专项工作小组，实行白天全体职工在岗、晚上各组留专人值守制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

与时间赛跑 与病毒“面对面”

3月3日下午2点，大渡口区疾控中心检验科副科长樊军，拖着疲惫的脚步，踏出PCR实验室大门。

在实验室持续检测工作5个多小时的他，来不及脱下防护服便瘫坐到了地上。“穿着防护服太闷了，在实验室里不能吃饭喝水，注意力高度集中，每次出来都要缓一下才行。” 他向记者说道。

在与新冠病毒“亲密接触”的日子里，樊军和他的同事们连续奋战四十多天。

1月21日，樊军首次在送检的疑似病例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经报送市级复核，大渡口区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首位患者确诊后，大渡口区疾控中心检验科迎来了真正的考验。收样、消毒、防护、样品处理、核酸提取、条件设置、结果判读、出具报告……随着疫情发展，疑似病例越来越多，实验室的病毒检测工作昼夜不停。

春节期间，检验科每天要检测两百多个样本，每次检验要花上4至6个小时。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核酸检测效率，检验科全员分为2个小组，24小时轮班，对全区9个医疗机构的核酸检测样本进行即时收样、即时检测、即时出报告，人员和设备均满负荷运转。从1月下旬至今，检验科全体检测人员没有休息过一天，实验室灯火通明早已是常态。

樊军说，只有早一分钟给出检测结果，病人才能早一分钟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医院才能早一分钟采取后续措施，大渡口区疾控中心就能尽快开展流调，做好后续控制工作，减少感染病例的发生。

实验检测

疾控“福尔摩斯” 剥茧抽丝找“真相”

疫情发生以后，大渡口区疾控中心疫情流调组组长喻琳立即带着流调人员展开了流行病调查工作。他们奔波在医院、社区，排查传播链条，分析、锁定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敏锐筛选重点地区旅居史人员，追溯病例发病前后所有的轨迹，甄别每一个可能存在的密切接触者。

“首例患者为输入性病例，因家庭聚集造成二代病例，涉及人员广，我们密切追踪到了170多人。”喻琳说，因家庭聚集造成的二代病例要找出来并不难，但这些二代病例的生活轨迹零乱而多变。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片段，根据蛛丝马迹精准掌握病例的所有行踪和密切接触者，需要敏锐的眼光和缜密的思维。

患者到过哪些地方、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接触过哪些人、接触的方式和程度是什么……每天，喻琳和其他流调员都要与患者、患者家属、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

电话流调

喻琳手中有一本流调记录本，这本厚厚的记录本上每页都是密密麻麻的笔记，有文字、有表格、有图示，记录了上百位被调查人员的细节语言和自述轨迹等。

这样的记录本，是每一名流调人员的“标配”。他们要抽丝剥茧地将一个个看似毫不相关的片段串成一条条紧密相连的传染链条，形成科学的调查报告。

在首起病例调查中，一些患者看到流调人员会比较紧张，他们不想亲友被医学观察，会有意无意隐瞒一些关键信息，造成时间模糊、前后矛盾等。

但这都瞒不过有着多年流行病调查经验的喻琳。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扣上”，喻琳便要反复多次询问、实地考察，与公安、交警、通讯等部门核实信息。

经过大渡口区疾控中心流调员们的追踪，大渡口区首起流行病学调查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170余人，通过及时的医学观察、居家隔离等措施，没有发生其他确诊病例。

曾抗击“非典” 今再战新冠肺炎疫情

56岁的邹庆是大渡口区疾控中心的一名“消杀老兵”。2003年上过“非典”消杀战场的他，17年后又背起沉重的消毒器械，率领年轻的“消杀兵”们冲锋陷阵。

除夕当晚，邹庆接到返岗通知，要求他带队对确诊病例居住场所进行消毒。大年初一，邹庆早早来到单位，穿戴好防护服、防护帽、手套、护目镜、塑胶鞋，按比例配置消毒液并装入喷雾机后，便背着重达40多斤的喷雾机前往确诊患者家中和其所在楼栋进行终末消毒。

不同于一般消毒，邹庆的工作有一个专业的叫法——终末消毒，是指传染源出院、转移、死亡而离开疫点或终止传染状态后，对疫点进行的一次彻底消毒，使其无害化。这种专业消杀对消杀人员的专业、技术要求更高，哪种环境需要配备哪种药物，不同消毒液配制比例如何计算，哪些地方需要重点消毒，哪些地方不能过度消毒，这些都是邹庆干了几十年工作积累的大学问。

车辆消毒

这四十几天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邹庆便带队第一时间赶到其频繁活动的场所展开消杀工作。而疑似病例一旦确诊，他们还需要对确诊病例所住地进行全面消杀，包括楼道、病患家中、确诊者与密切接触者所经过的场所和接触过的地方。

同时，邹庆还要负责全区各部门及公共场所的消毒指导工作，随时解答各联防联控相关部门及市民提出的消杀问题，及时为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作者： 王玲美）

（作者单位： 重庆市大渡口区新闻宣传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