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 ——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初心和使命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正值我们党从夺取、建立政权向巩固政权、治理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百废待兴到恢复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了尽快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邓小平勇担历史重任，挥师大西南顺利解放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地区，拯救西南人民于水深火热；进而坐镇重庆全面领导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并践行“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为解放初期有效改善西南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奠定西南地区稳定发展新局面尽心竭力，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挥师大西南，为人民谋解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蒋介石更是亲自督战重庆，精心部署西南防御，妄图凭借这里的险关要隘和90万部队作最后挣扎。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中，邓小平受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起解放和统筹经营西南的历史使命。

10月中下旬，开国大典的礼炮声犹闻在耳，邓小平早与刘伯承一道遵照部署，率领第二野战军在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作好各项准备，对西南形成夹攻之势。11月1日，西南战役正式打响。按照中央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解放大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乌江防线，打开川东门户，进而突袭黔东、解放贵州，挥师川南、轻取重庆，激战成都、解放川西北。加强军事打击的同时，为争取分化敌人，加速战争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军政兼施、恩威并重，先后多次发出忠告，敦促和感召西南国民党军政要员起义投诚，以减少流血牺牲。云南、西康相继和平解放。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战役的胜利，不仅以歼敌人数多、起义投诚数量大、我军代价小的重大胜利彪炳史册，更是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全面胜利大大推进。

西南战役后，面对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毛泽东于1950年1月再次授命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基本方针，指挥十八军进藏部队从西藏实情出发，紧紧抓住一个“稳”字，关心了解藏族同胞思想生活状况，重视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切实执行共同纲领，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西南局也清醒地看到，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国主义势力肆意进行的分裂活动，果断发起昌都战役“以打促和”，叩开了和平进藏的大门。此后，邓小平亲自起草解决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为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奠定了坚实基础。10月，人民解放军进抵拉萨，五星红旗插上雪域高原。

二、建设大西南，为人民谋幸福

西南地区深处祖国内陆腹地，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欺凌压榨，这里反动势力强大、旧社会遗毒深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是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重重困难。肩负建设西南、发展西南的重任，邓小平心中想得最多的是“人民”。他反复强调“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明确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并始终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把群众利益与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政权建设巩固中，邓小平尤其注意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他认为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建设新生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他通过组织工会和农会力量反对封建压迫，从而调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吸收包括知识分子、党政军干部、工商界、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妇女、青年等在内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人士表达诉求、参与政权治理，以此建立起各地党委、政府联系社会各界的桥梁和纽带，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人

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真正实现西南人民当家作主。

在发展城乡经济中，邓小平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松，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在他确立的“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城市一系列稳定物价、整顿金融、发展国营经济、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措施，为城市经济注入活力。西南局进而提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奋斗目标，并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振兴。随着西南地区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在开展民族工作时，邓小平根据西南实际“慎重稳进”，注意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他教育和告诫广大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他充分征求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上层意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他组织各族代表到内地参观访问，使其亲身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热情和关心，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他积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步，通过开办贸易机构、收购土特产、成立民族学院等措施，使少数民族真正得到了实惠。

在贯彻群众路线时，邓小平反复强调“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

度”。在农村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他坚决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在城市管理中，他不忽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小事，用高度的热忱给予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上的全方位关心和照顾；在整风运动中，他要求党员干部纠正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虚心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服务工农大众，并处处以身作则，赢得了西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主政大西南，开启执政新探索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从此登上执政的历史新舞台。“进京赶考”这场伟大征程能否顺利开局，并为此后长期执政打下基础，于中共而言至关重要。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正是在这新旧世界更替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一道，肩负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于1949年底至1952年7月，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西南地区根除旧社会之沉疴，打牢新社会之根基作出了巨大贡献，向西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回首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光辉历史，他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执政环境、不断探索执政途径、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所创造和积累的成功经验，不仅对半个多世纪以前西南地区的建设发展起到了

巨大推动作用，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对于我们今天在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我们党的长期执政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步历史前进，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西南战役胜利、西藏和平解放、大西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二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解放初期，邓小平根据历史任务的转变，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以强有力的措施整顿社会经济、稳定物价，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确立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奠定了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坚实基础。

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长期执政的依靠。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执政伊始，邓小平明确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他领导西南人民开展征粮剿匪、减租退押、镇反肃特、土地改革等运动，为争取西南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他领导西南人民进行交通、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西南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依靠人民建设新西南的目标。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不懈奋斗，这既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命脉所在，也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四是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长期执政的保证。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面对执政初期党内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关键是把党的组织整理好”，“严比宽好，精比粗好”等党建思想。他带领西南局从思想教育入手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从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入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从整党整风入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汇报制度和党委会议制度入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从开展“三反”运动入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实践，不仅为解放初期西南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来实现长期执政积累了丰富经验。

（执笔：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