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干受蒋介石赏识，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要职，解放战争率72军起义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在重庆市铜梁县永嘉乡（今铜梁区永嘉镇）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家庭。1926年初，郭汝瑰考入黄埔军校入伍生训练部学习；1930年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2年3月回国，考入中国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1935考入陆大研究院深造；1937年5月，郭汝瑰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任国民党18军14师参谋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郭汝瑰

 “为国捐躯，军人的本分，怕什么，我去。”

1937年8月，郭汝瑰所在的14师开赴苏州，加入淞沪战场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8月下旬，郭汝瑰协助师长霍揆彰，率领14师会同友邻部队在罗店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9月初，14师将罗店方面的防务交给12师及67师后，全师2个旅4个团在月浦后面15里的南、北塘口，顾家角及其以南地区摆成一线，为79师的纵深配置，以待其后撤，再阻击日军的进攻。

此时，14师42旅旅长曾粤汉，在日军的狂轰滥炸面前，寝食难安。霍揆彰怕他误事，请副师长凌兆尧接替，凌面有难色，不愿前往。霍揆彰又把目光投向郭汝瑰，郭汝瑰正色道：“为国捐躯，军人的本分，怕什么，我去。”便与曾粤汉对调职务。

简单的移交完毕后，郭汝瑰直奔42旅前线指挥所。一到指挥所，郭汝瑰就与79师师长夏楚中通了电话，了解敌我情况后，他即向14师师长建议：“现在是个好机会，趁敌人进攻夏楚中时，我们派兵袭击敌右侧背，去一个团，一个旅都行，我愿带去。”

师长不能决断，叫郭汝瑰直接请示军长罗卓英。谁知罗回答：“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

郭汝瑰力争道：“以攻为守，也是争取时间。假如夜袭成功，敌人垮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即使打他不垮，也给以很大的伤亡，使他进攻速度慢了，也是争取了时间，这与持久战并不矛盾。”但仍遭到拒绝。

当友师后撤时，一位团长对郭汝瑰说：“旅长，前方的部队都在后撤，我旅成了日军进攻的目标，我们留下来很危险呀。”

郭汝瑰平静地说：“长官部正在调整部署，友军后撤是为重整战线。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迟滞敌人突进，以保证友军建立稳固的防御体系。”

日军总是先炮击后冲锋，如果守军顶住了，就再炮击，再冲锋。郭汝瑰用一个团正面阻击日军冲锋，另一个团做预备队。如果第一线阵地失守，立即命令预备队反击。日军不断突破阵地，但都被预备队的反冲锋夺回。连日惨烈的战斗，阵地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并逐渐后移。但郭汝瑰的旅指挥所却硬顶着没退。

艰苦卓绝的拼杀一直坚持到9月19日，当42旅接到撤退命令向第4军移交防务时，全旅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而且多是伤员和炊事员。36挺重机枪全被日军的“三七”炮打坏，经拼凑，只有4挺可用。

14师在太仓经过修整补充后，又奉命守南翔。不久，罗广文接任42旅旅长，郭汝瑰复任14师参谋长。

日军向武汉进发

“保卫武汉，不战于武汉，好主意，好主意！”

1938年6月，日军攻陷安庆和马当要塞后，突破了长江封锁线，7月又攻占九江，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国民党军队以40余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即武昌、汉口、汉阳）摆开了与日军决战的架势。武汉战役的准备工作在新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统率下，紧张有序起来。这时，霍揆彰在武汉成立54军，辖14师和18师，郭汝瑰被任命为军参谋长。该军系陈诚嫡系，兵员、枪械、弹药均极优良，还由德国顾问帮助训练，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

当时蒋介石和陈诚等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正在构筑环绕武汉三镇的环形防御体系。按其构想，保卫武汉的几十个师将在这条环形防线上，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阵地战。为了让官兵有实战感，德国顾问还在汉口的横店、武昌的葛店构筑了2个模范阵地，以供观摩效仿，并组织各部队团级以上军官参观学习。

其实，郭汝瑰对德国顾问构筑的环形工事深感疑虑。他特去面见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武汉保卫战又搞了一个环形背水阵，完全没有吸取南京战役的教训。表面看各处都有坚固工事，但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点被突破，全都将溃不成军而被逐一歼灭。何况德日两国早有往来，如果日军要了解我军阵地部署和阵地构筑情况，也易如反掌。”

“你说得很有道理。”郭忏回答道。“陈长官和我也担心这种部署。如果武汉失守，部队打光了，抗战怎能继续下去。关键在于放弃原方案后，如何建立新方案？你回去集中精力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郭汝瑰回到54军司令部，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贴在墙上，足不出户地冥思苦想，终于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新的设想。

时隔不久，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作战会议，师军以上的将军们都出席了。陈诚在会上讲道：“近来听到不少对武汉作战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颇有见地，在坐各位不妨畅述高见，俾使我武汉会战方案更臻完善。”

众将官都默不作声，惟有郭汝瑰站起来说：“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未形成文字，讲出来供大家参考。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而是必须推倒重来。若按目前方案实施，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

此语一出，会场气氛顿时振奋起来。郭汝瑰接着说：“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必全军崩溃。同时又和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几十个师猬集武汉核心阵地与日军死打硬拼，一旦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被赶下河吃水的危险。”

郭汝瑰指出：“我判断，敌主力将海陆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逼。现日军己攻下马当要塞，长江南岸之敌必从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岭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犯。因葛店南有豹子澥，北有长江，中间仅一公里宽的丘陵地，不宜大兵团作战，敌必定只以一部分兵力攻打黄石，然后经鄂城进攻葛后，进逼武汉。敌主力经阳新西犯，攻占率州、三溪口、金牛，直驱贺胜桥、汀泗桥，截断粤汉路，以断我武昌部队退路。敌另一路陆军，必从长江北岸龙坪地区登陆，并经田家镇、蕲春、浠水、黄陂进逼汉口北部，控制汉宜公路，切断我军长江北岸退路以完成大包围武汉的计划。如我军坚守武汉核心阵地，让敌人阴谋得逞，我军将士将遭歼灭，其惨景与南京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郭汝瑰又继续说：“因此，武汉保卫战应首先利用长江南岸幕阜山脉和北岸大别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日军作战。先在长江南岸完成金鸡岭一带的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码头镇、富池口、率州、排市、三溪口、金牛等地的工事。北岸应先完成广济东北的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田家镇、团风、扬罗等地的工事。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重创，如果最后在金牛地区不能击破日军，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守军在黄陂若不能击退敌人，同样也自行撤退。日军纵然费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损失。可凭借崇山峻岭为屏障与日军周旋。在此有利地形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如此，武汉作战方能持久，而我因有生力量得以保全便可继续抗战，日军也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陈诚一边倾听，一边思忖，禁不住轻声自语：“保卫武汉，不战于武汉，好主意，好主意！”最后，陈诚决定：“战役方案要重新研究。”并要郭忏、刘云翰、郭汝瑰等留下，参加制定新计划。不久，军事委员会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内称：

武汉已成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甚巨。唯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上策。否则据武汉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围，势如瓮口之鳖……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以长江为界，分为两大战场。参战部队由原来的40个师，增至124个师，加上海空军，总人数达100万。长江南岸因是主战场，布置了27个军的基干兵力，由陈诚指挥。

日军的进攻路线果然不出郭汝瑰所料，擅长登陆作战的日军山下兵团沿江而上，以一部从瑞昌登陆，8月27日，瑞昌陷于日军之手。但由于守军顽强抵抗，至9月10日，日军局促于瑞昌以西10公里范围内。日军第11军司令岗村宁茨，以炮兵、装甲兵加紧向金鸡岭进攻，守备江防的罗广文42旅，用一个野炮营发起奇袭射击，把日舰打得不敢西进。失去海军的支持，日军攻势大减。陆上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大量杀伤敌人并消耗其物资。

中国军队在罗店一带防守

整个战役正按郭汝瑰的设想条不紊地进行，谁知关麟征部过分骄狂轻敌，只在金鸡岭顶了4天就败下阵来，使敌人直拊江防部队侧背。42旅被迫放弃码头镇后撤，54军则利用山地逐次抵抗退到富池口。

富池口在富水与长江交汇处，南岸有纵深不足100米的半壁山，但它孤立无依，且无树木遮掩。但蒋介石遥令54军18师依托此山，坚决死守。最终，18师在日军海、陆、空的立体攻击下，兵溃石山。

富池口失守后，日军继续向率州、三溪口推进，与云南张冲部正面相迎。此时汤恩伯指挥的各军（包括54军）已退到日军攻击方向的左侧，排市以南山地。

当日军连续数日向张冲部猛攻时，汤恩伯指挥的各军在山上作壁上观，3天后张冲部被迫退出阵地。

长江北岸以23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而李宗仁因病离职去武汉就医，由白崇禧代理。白崇禧受命后，立即赶往大别山重镇商城，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依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的战略方针，将第五战区兵力划分为3个作战兵团。其战略方针为：大别山兵团于大别山东麓险要之处防守隘口，阻敌窜入，并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两翼兵团防守山麓险要，若敌人由山南北麓突进时，诱敌于有利地形，全力歼灭；其余部队担任敌后游击，或控制为第二线预备队。

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经白崇禧调配处置后，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个堡垒，进可攻，退可守。由于部署得当，直至武汉战役结束，仅损失2个炮团。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结果是日军得到一座开战之初就计划要放弃的空城。

作为奖励，郭汝瑰晋升为第20集团军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部队退守常德、桃源一线。

武汉抗战纪念园树立的纪念碑

谋略雄才受到蒋介石特别赏识

郭汝瑰因深得时任20集团军司令霍揆彰的信任，一直留在霍揆彰身边任参谋长。驻桃源后，霍揆彰写报告经蒋介石批复，调郭汝瑰任73军暂编第5师师长。

1941年10月1日，郭汝瑰到湖南澄县接任师长职务。不久，奉命率部参加向日军进攻的襄西攻势。部队刚过长江正准备进攻时，日军自动放弃阵地后撤。暂编第5师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敌人的据点，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襄西攻势胜利结束，陈诚将暂编第5师升为甲种部队，按嫡系标准发饷。

1942年初，日军进攻香港，英国求援。湖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调李玉堂第3军到深圳支援。武汉的日军司令得知消息后，向长沙发动牵制性进攻。日军突破川军王陵基、杨森等部的防线，渡过汩罗江，进逼长沙外围。薛岳又调李玉堂回师长沙坚守，同时令郭汝瑰率部赴湘江西岸岳麓山一带布防，若长沙失守，可在此阻击敌人。

正值日军遭李玉堂部坚决抵抗后撤时，郭汝瑰率部过湘江追击日军。他在连营长中选了5名熟悉道路的本地人做支队长，再选500余名精壮士兵组成5个支队。令5个支队在日军两翼平行超越追击，绕到敌人退却的必经之地飘风山隐蔽起来，避开主力，专门摸尾吃零。他自己率主力进行正面追击，一直打到汩罗江。长沙大捷后，薛岳任命郭汝瑰在第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担任校官大队大队长兼战术教官。

与此同时，郭汝瑰狠抓了暂编第5师的训练。从纪律养成、体力养成、技术养成，环环不放松；且常和士兵一起练射击、挖战壕。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手下能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比比皆是。

1942年冬，郭汝瑰被陈诚调到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院址设在重庆佛图关。研究院的任务是培养能指挥海、陆、空三军，类似隆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一样的全能将才。该院共有研究委员和研究员41人，全是蒋介石钦定的军界精英。

在佛图关半山腰，蒋介石开设有一个“中央训练团”。每逢周一，研究院全体成员都要到此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一年之中，郭汝瑰听过蒋介石30余次讲话，并一同进过餐，也被单独召见过。

1943年3月，日军突破国民党第六战区44军和78军江防阵地，占领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5月初，守卫南县的73军又遭日军突然包围闪击，幸得87军和44军援救，残部才得以拼死突出重围。接着安乡、南县也相继失陷。日军11军司令横山勇把指挥所推进到沙市前线。常德已是大门洞开，危在旦夕，如被日军占领，则不但第六战区失去了补给粮仓，而且日军南可威胁长沙、衡阳，西可进逼鄂西、川东。

陈诚

因此，正在云南与美军顾问一起组建和训练远征军的陈诚立即飞抵重庆，连夜和参谋人员一起拟定了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为慎重起见，又派人去国防研究院接来郭汝瑰、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4人征求意见。魏、潘、石3人都先后发了言，一致认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是常德粮产区，同意己拟定的作战方案，只对兵力部署提了点修改建议，惟有郭汝瑰持不同意见。

郭汝瑰指着地图说：“我判断日军将在上、下五龙与宜昌之间的长江南岸实施钳形攻势，目的是趁我有3个精锐整军西调云南，兵力不足，仿效纳粹德国的闪电钳形攻势，吃掉我第六战区主力。因为敌人除集结兵力进攻洞庭湖地区外，在宜昌、枝江、沙市，也驻有重兵。而其兵力在长江北岸一线摆开，并对安乡、南县发起突然袭击，企图围歼73军，目的是为在江南立足，现在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他完全可以再来一次或几次这样的进攻，使我第六战区主力消耗殆尽，然后再南取常德就易如反掌了。因此我断定此次日军的主攻目标不是常德，而是第六战区的主力。”停了一会儿，陈诚问道：“依你看来，兵力该如何应用？”

郭汝瑰回答：“其一，我江南守军，应以73军的教训为戒，随时提防敌人闪击。其二，宜将二线兵团79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地区，作为战区机动部队，这样东可侧击进攻常德之敌，西可屏障鄂西。”

陈诚认为郭汝瑰的分析很有道理，决定改变原作战方案。

果然，日军第13师团2万余众，于5月12日夜，穿过江南守军的空隙，在枝城、沙市间偷渡长江成功，13日凌晨突然从西北向驻守公安的87军袭来。同时，安乡、南县的日军第3师团，突然调头西进，向东南方向87军进逼，两路日军已对87军形成钳形攻势。而向常德运动的日军仅为第17旅团之一部，目的是佯攻常德，声东击西，掩护对87军的钳形攻势。

陈诚立即按郭汝瑰的建议，电令前线调整部署，并飞抵恩施前线指挥。拨调刚毕，两路日军蜂拥而至。但遭到已有防备的守军顽强阻击，久战不克，伤亡甚重，不得不全线退却。守军趁势奋勇追击，全面粉碎了日军的鄂西攻势。

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和陈诚对郭汝瑰更加器重，派他任驻英副武官，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以便日后参与国民党统帅部工作。

1944年3月，郭汝瑰、范诵尧、田席珍一行3人，前往伦敦。1945年3月，刚回国的郭汝瑰就被军政部长陈诚安排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后升任署长。陈诚兼国防研究院院长，又让郭汝瑰兼副院长。1947年3月，陈诚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任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后率部起义。

为军事科学事业不懈努力

郭汝瑰起义后，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51年3月，郭汝瑰奉命调去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9日，郭汝瑰重新加入党组织。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郭汝瑰正式被确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迁往重庆市北碚区居住。此后，历任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四川分会会长、重庆分会名誉会长。早在1966年，郭汝瑰任南京军事学院副处长时，叶剑英视察学院就指示他们，要开展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编写反映历代战争的书籍。当时学院按叶剑英指示，组织郭汝瑰等人开始了这一工作。

多年过去了，当时的研究人员已分散到全国各地，原来收集的资料，经过“文革”动乱，几乎散失殆尽。但得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支持写《中国军事史》的喜讯后，田昭林、王蜀生、王宴清等人马上联络以前参加研究的人员，很快组成了包括郭汝瑰在内共48人的写作班子。这40余人，当时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最年长的已是70多岁了。

这个规模庞大的写作组，没有统一的办公地点，甚至连郭汝瑰在内，多数人家中都无电话，工作联系全靠写信。尽管写作条件极差，而且没有稿费，但开会可以召之即来，书稿可以按时寄到。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巨著出版发行。

《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

1983年，《中国军事史》的第一卷《兵器》出版。墨绿色的精装封面上，是叶剑英题写的“中国军事史”5个遒劲有力的金字，张震为之作序。

1991年，历时10载，这部600万字的鸿篇巨制全部写成出版，全书共6卷10册：《兵器》《兵略》（两册）《兵制》《兵法》《兵家》《兵垒》及副卷《武经七书注释》《历代战争年表》（两册）。

《中国军事史》刚脱稿付印，还未出版时，郭汝瑰又萌发了撰写《抗日战争正面战争史长编》的念头。他与原《中国军事史》写作组的部分人员达成了共识。

1990年，郭汝瑰去北京向张震汇报了他的新篇写作计划，也汇报了写《中国军事史》时领去的5万元经费已用去4万多元，还余8000元，再撰新篇需筹措一笔捐款。

张震听后马上说：“不要去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

国防大学按张震指示，拨给了郭汝瑰5万元专款，郭汝瑰又和写作组的十几个人开始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的写作。全书共分10章，到1996年5月，前6章已经完成，可是郭汝瑰却患了脑血栓。郭汝瑰不愿因生病而耽误全书的付印时间，主动把主编工作交给了黄玉章和田昭林。

不知是现代医学的先进，还是意义重大的写作工作赋予了郭汝瑰顽强的生命力，他在89岁高龄患的脑血栓，竟很快地康复了。他一直没有中断与黄玉章、田昭林的联系，他欣喜地得知，第7、8、9章已经脱稿，第10章结束语正在撰写，1997年内可以付印。

遗憾的是，1997年10月17日，郭汝瑰因车祸住进了医院，10月23日凌晨，与世长辞。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