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

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的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奠定的思想基础、团代党工作打下的组织基础、一批先进分子成为共产党员所作的干部准备等，使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水到渠成。

1925年7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日，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成立CP，以便中校（即共产主义青年团——作者注）尽力发展青年运动”。同年8月，在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国民党中央指派吴玉章到重庆改组四川省国民党。吴玉章与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等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一面改组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一面积极进行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的筹建。他们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培养革命骨干，为筹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作组织准备。

1926年1月，根据党中央、团中央指示，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冉钧、周贡植等旅欧、留苏回国和求学京、沪回渝的共产党员与在重庆活动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以冉钧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1月24日，在綦江的邹进贤、陈翰屏、霍步青、危直士等共产党员，成立了以邹进贤为书记的中共綦江支部。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是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

1926年1月1日~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问题。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杨闇公绕道上海，代表共青团重庆地委向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建立党组织。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1926年2月24日，杨闇公、童庸生回到重庆，在抓紧传达贯彻国民党“二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即与中共重庆支部书记冉钧等共同开展筹建党组织的工作。2月底~3月初，他们召集在重庆的共产党员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地委”），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因吴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国民党中央工作，改为钟梦侠负责），杨闇公、冉钧、吴玉章为执行委员，程子健、李嘉仲为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因工作需要，重庆地委又先后增设了以程子健为书记的工人委员会；以杨洵为书记的学习委员会；以程志筠为书记的妇女委员会；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重庆地委成立时，重庆一地有党员19人，由团员转为党员22人，中共綦江支部、中共宜宾支部及陆续建立的省内各地党组织均由重庆地委领导。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地区先后建立了由李嘉仲任书记的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支部、肖华清任书记的中法学校支部、牟万宗任书记的巴县铜罐驿支部、喻克由任书记的巴县高店子支部等。团地委也进行了调整，经团中央指定童庸生担任书记。

重庆地委的建立，是党中央在原拟建立四川区委等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根据党章关于“在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的规定，统一和加强对四川全省党组织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步骤。至此，重庆地委在特殊形势和特定时间内，受党中央委托，承担起了区委一级党组织的职权（当时省级党组织叫区委），在全川建立起了以重庆地委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职责和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

重庆地委建立后，立即把发展党员、壮大和巩固组织作为重要工作。到1926年8月，全川党员人数增至120人；10月，增至168人。1926年春~1927年冬，相继建立了成都、内江、自流井、宜宾、泸县、綦江、长寿等10个特支，荣昌、南川、川北、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合江等18个支部，还在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20军杨森部秘密建立以卢振纲为负责人的党组织，在驻涪陵国民革命军第20军郭汝栋部秘密建立以尹肇舟任书记的中共涪陵驻军支部。各级党组织的相继建立，使四川和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进而有力推动重庆乃至四川的大革命进程。1926年9月，中共中央对重庆地委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两月来，川省发展党员“增加两倍……所以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重庆地委在贯彻中共四大提出的关于加强工农联盟，争取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不断推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中，从多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成立教育委员会，领导学生运动。在以往学运的基础上，通过学生联合会等进步社团和外围组织，加强对大批进步青年的引导，激发爱国热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提高政治觉悟，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与社会变革，参加“五卅”、“九五”等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开展驱逐反动校长斗争，勇敢冲破反动势力的禁锢，逐步实现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弃学从军，投身北伐，逐步成为推动重庆革命运动的先锋力量。

发挥工会作用，壮大主力军队伍。派出党员赴全川各地组织工会，积极推动重庆、成都、自贡、万县、宜宾等地工人运动的发展。1926年11月，继成都市总工会成立一个月之后，重庆市总工会正式建立，响亮提出“成立重庆市总工会，以集中更大的战斗力量，为保障公理人道的尖兵，为贫苦工人的护符，为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劲”的口号，鲜明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意志。重庆、成都等地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觉醒了的四川及重庆工人阶级已成为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组织农民协会，推动农村反封建斗争。1926年~1927年，先后派出两批共40余名农运骨干，前往广州、武汉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训。这批骨干受训回川后，分赴各地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反封建斗争。1926年春，发动綦江饥民，开展了阻止奸商外运大米的斗争。次年初，发动綦江永兴数千农民举行示威游行，响亮喊出“打倒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通过这些斗争，唤醒和教育了农民，使綦江成为当时四川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到1927年春，四川全省有15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其中区级农民协会30多个，乡级农民协会160多个，会员达到了33000多人。

加强军事统战，把军事工作放在重要地位。1926年间，重庆地委利用吴玉章、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威信和旧关系，派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曾静吾、邓作楷到顺庆（今南充）、泸州、合川等地对川、黔军开展统战工作。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重庆地委对川军的争取工作逐步取得成效，川军将领黄慕颜、秦汉三等加入了共产党，从而打开了军事统战工作的初步局面。之后，重庆地委又陆续派出30多名政工人员到川军各部帮助训练下级军官，向士兵宣传进步思想。这些工作的开展，既在川军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也为以后党领导的“顺泸起义”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重庆地委还领导革命力量，同国家主义派展开激烈斗争。1926年下半年前后，国家主义派以重庆为基地，勾结军阀，积极反共，时常向革命力量挑起事端。1926年6月1日，重庆举行“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人数上万。次日，《新蜀报》在报道大会的消息中，对被国家主义派控制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重庆联合中学未能参加大会表示了遗憾。由此，两校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竟带领部分学生冲击《新蜀报》社，围攻侮辱报社总编辑周钦岳，激起重庆新闻界和民众愤怒。重庆地委因势利导，及时引领新闻界，动员舆论和社会各界群众发起反击，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卑劣行径，随之形成全川报界纷纷响应之势，经过历时一个月的斗争，使国家主义派在全川声名狼藉。

重庆地委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担负起了领导重庆和四川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确立。至此之后，以重庆为中心，四川革命运动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呈现出全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