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卓绝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宣传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扩大国际交往，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派驻中共代表团。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建立。

1938年10月，由于日军的全面进攻，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倾向日益明显，其政策的主导方面从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战，这就给抗战初期建立的国共良好合作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了不利影响。

面对抗战局势的变化、国共合作出现的曲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准确判断形势，为继续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撤销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建立，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和董必武任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从建立到1946年5月东迁南京的8年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整个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国民党统治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主要负责人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和联系，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成立伊始，便挫败了蒋介石的“溶共”图谋，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地位。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发出“皓电”，开始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团结抗战局面出现危局。为顾全抗战大局，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周恩来和南方局建议党中央先取缓和态度。中央采纳建议，发表“佳电”，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异常激烈。中共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指示周恩来、董必武等立即撤返延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处变不惊，经过对形势的缜密分析和判断，认为国民党还不敢与共产党分裂，而为了团结抗战，共产党也不能与国民党分裂，决定坚守重庆阵地，争取时局好转。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认同，并决定实行“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据此，南方局一面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正面交涉，在谈判桌上作“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同时，多方活动，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众，争取到国内各界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迫使国民党最高当局做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的承诺，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1944年，中共中央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配合，广泛宣传，使联合政府的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方兴未艾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的核心内容和斗争目标，领导和推动这场斗争持续深入发展。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战后中国的光明前途，南方局积极配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参与具体谈判工作，推动政协会议召开，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不遗余力，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间势力主要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的各抗日小党派、社会贤达、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民主派，以及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等，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结合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为争取中间势力做了大量工作。民主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战前期，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三党三派”。为争取民主党派，南方局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南方局领导人与各抗日民主党派人士广交朋友，协调步调，密切配合，团结战斗，帮助民主党派克服动摇性，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日益密切合作关系。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参政会，压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人的参政员资格。各中间党派为争取生存，迫切需要加强自身团结，并求取中共支持。南方局对此“极端赞同”，鼓励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在此基础上，帮助他们于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对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的创办给予资金和人员支持。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常去民盟机关“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南方局还积极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和科技界、工商界代表人士分别在重庆建立了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成立），九三学社（1946年5月成立）等民主党派。为加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南方局一成立就设立了经济组。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经常联系，鼓励他们积极为抗战多作贡献，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开展统战工作，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帮助民族资本家进步，使民族工商界由最初的疑虑和疏离，最后在坚持抗战民主的斗争中成为中共的同盟军。正如周恩来所总结：“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将争取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李宗仁等作为重点，经过多年艰苦工作，最终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南方局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聚集在党的周围，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中间势力，开拓了统一战线的新格局。

抗战时期，高举抗战、团结、民主旗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用新民主主义文化去团结教育人民奋起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重要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南方局充分利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的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向各阶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时局的主张，通俗系统地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抗战进步文化，揭露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使这些阵地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和“人民的喉舌”。南方局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合法机构，团结进步文化人，大力推动抗战进步文化运动。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为冲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阴霾，南方局以戏剧为突破口，利用“雾季公演”等形式开展政治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冲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围剿，使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的抗战进步文化成为了大后方文化的主流。南方局结合斗争现实，积极倡导和推动理论学术研究。为批判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法西斯理论，周恩来亲自撰写文章《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并发动进步文化界广泛开展学术研究，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领域对《中国之命运》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优秀学术成果，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些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起到了教育团结人民的作用。

南方局真诚相待，关心、支持和保护爱国进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尽其所能为他们解决困难。“皖南事变”后，南方局为保护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人，组织他们有序疏散，免遭不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滞留香港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和爱国人士陷入困境，南方局精心组织，成功进行了“香港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人才，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通过南方局的出色工作，团结教育了各界进步文化人和爱国知识分子，大大增强了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扩大和造就了爱国进步文化大军，同时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必须注意同世界一切反侵略国家进行联络，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各国驻华使团、新闻媒体以及国际组织云集重庆，南方局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及其外事组，结合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的变化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他们抓住各种有利机会，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好人士接触。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蓄意挑衅、制造磨擦的种种阴谋和伎俩，从而争取了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争取到了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获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国际条件，而且它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提炼出的理论、培养出的人才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赢得的信任，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这是南方局“极端严重的任务”，也是南方局“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南方局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并从加强党员思想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健全领导机关，转变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严酷形势，南方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方针，采取措施，迅速完成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由公开转入地下的战略部署；同时，加强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党员干部要如同“六月风荷”，做到“出淤泥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经受住各种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在工作方法上，结合国民党统治区斗争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工作策略。在组织建设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重点在整顿好组织”的原则，创建了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据点”，以团结和培养进步青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和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健康地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深入社会，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将党的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隐蔽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积极隐蔽中使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加强，增强了战斗力。尽管国民党不断加强特务统治，但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仍保全了领导机关和主要骨干，成为摧不垮、打不散的战斗堡垒，在以后的斗争中，特别是在迎接解放的决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立足重庆，面向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卓越工作，与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历史画卷。胡乔木曾对南方局的历史作过如下评价：“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国民党区域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南方局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南方局创立伟大业绩的过程中，培育的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驻阵重庆，对川东和重庆地区党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方局对川东和重庆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除通过川东党组织开展工作外，还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直接领导党的群众工作、文化工作、经济工作等。由于重庆处于当时中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以及南方局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这一时期重庆党的活动呈现出工作范围宽泛、涉及领域多样、工作带有全局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