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于当天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3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发起,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重庆市民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同日,左派省党部还召集各界团体代表开会,商讨布置大会事宜。重庆各界群众纷纷响应。
刘湘一方面接连派人对左派省党部负责人杨闇公、李筱亭等进行威胁,企图阻止召开3月31日的市民大会,另一方面密谋策划镇压这场革命活动。3月29日,刘湘在回水沟公馆内召集钟体乾、郭文钦、傅常和驻扎在重庆及附近的几个师长秘密开会,布置对31日市民反英大会的镇压行动,企图将重庆地区的中共党员和左派国民党人一网打尽。会上,对镇压活动作出了最后决定:由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第7师师长蓝文彬负责监控处理会场,将会场内主要分子逮捕起来,解散大会并严防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由唐式遵、潘文华、罗仪三、朱召南等师警戒场外和全市,监视黄隐驻扎在重庆的江防部队(即黄慕颜的部队)及第20军驻扎在江北的第3师师长向时俊部。并要求第四师师长罗仪三注意约束驻扎白市驿一带的部队。会后,王陵基即派人与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联络,要求派便衣队破坏会场。30日晚,王陵基、蓝文彬在蓝公馆召集有关人员会议,对大屠杀作了具体部署。
面对反动军阀的威胁和英帝国主义的挑衅,30日晚,杨闇公组织中共重庆地委、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和团地委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并通知党团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准备牺牲。同时决定,为了防止敌人捣乱会场,加派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维持会场秩序。冉钧、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任白戈、程志筠、程仲苍到会。
3月31日上午,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隆重召开。中共党团地委的全体成员、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与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两万余人到会。9时许,各地工农群众和各校学生队伍开始进入会场。正当大会宣布开始举行之际,场内便衣武装开始发难,亮出手枪、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猛击,在场外的百余武装人员也乘机冲入会场,开枪乱射,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打枪坝本有五处出口,但都被敌人堵断。场内群众欲逃不能,拼命向城墙边跑去,前拥后挤,有被枪击者,有被挤伤挤死者,还有因被追击冒险坠城而至死伤者。会场外也有不少遭乱枪射击而至死伤者。这次大屠杀从11时起,至14时结束,死者300余人,重伤者700至80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然而,4月1日,团阀在致曹燮阳、申文英信中却说,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反英大游行,目的是在惹起外交纠纷,为了防范扰乱秩序,才大施手段加以干预。信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镇压革命活动的情形:“午刻十二时该共产党集合在打枪坝,方拟整队出游,正值登台讲演之际,突出便衣多人,手出连枪施放。顷刻刀棒齐出,击毙踏死之男女学生,与夫越城跌扑伤亡者有数百之多。”信中列举了部分伤亡人员名单,如陈达三、卢锡卿等人当场死亡,陈子中、杨伯凯头顶中枪等,还幸灾乐祸地说“事虽近于惨烈,然实大快人心”。
随后,军阀、团阀组织暴徒捣毁了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等左派机关学校,并四处追杀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漆南薰是第一个遇害者。漆南薰是著名经济学家,早在五卅运动期间,他编写出版的《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就因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以及中国落后之根源,深受无数知识青年追捧,不少人因读此书而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漆南熏回川任《新蜀报》主笔和在中法大学任教。其间他与中共重庆地委及刘伯承等保持着密切联系,热情宣传革命,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因此被反动军阀视为眼中钉。在打枪坝集会上,漆南薰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他出面制止暴徒行凶,反被暴徒打倒,拖至两路口剖腹、割头、肢解而死。
事发当天,负责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工作的冉钧,在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跳城墙脱险,藏匿江北。深夜,冉钧为了通知幸存的同志脱险,销毁党的秘密文件,又渡江回城。行前有的同志要他隐蔽,他痛心地说:“(陈)达三、(漆)树芬都当场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活着呢!”4月1日上午,他与任白戈一道去团地委书记刘成辉家,准备约刘去找地委书记杨闇公研究惨案的善后工作,在途经七星岗蜈蚣岭时,被刘湘的便衣认出,当即遭到枪杀。
31日上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省党部执行委员杨闇公和黄慕颜在混乱中跳城脱险后,隐藏在南岸一户农民家里,商量乘船赴汉口向武汉政府汇报惨案真相。次日,杨闇公单独潜回重庆市内布置工作,4月4日凌晨化装准备赴武汉,不幸在刚起锚离港的“亚东”号轮船上被捕,随后被送往佛图关(又名浮图关)蓝文彬师军事学校关押、审讯。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军阀震惧,割其舌,断其手,剜其目。最后他身中三弹,于1927年4月6日壮烈牺牲于重庆佛图关,时年仅29岁。杨闇公以生命和热血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他在生死攸关面前临危不惧,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慨。
惨案发生后,左派省党部其他成员即转移到涪陵、合川等地,4月3日通电全国,揭露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制造死伤千余人的血腥罪行。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要求严重凶手。巴县民众在扫除团阀大同盟的声讨电中,痛斥参加制造惨案的罪犯曹燮阳、申文英的种种恶迹和暴行。4月4日,成都市党部为援助三三一遇难烈士,召集成都15个革命团体开会,成立三三一惨案成都各界后援会,左派省党部特派员刘愿庵及成都市党部孙壶东被推为执行委员并参加输送重庆死难烈士家属联合会。接着成都市、华阳县党部及团体代表刘愿庵、孙壶东等到刘文辉、邓锡侯军部请愿。4月13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及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黄慕颜、第二路司令秦汉三、第三路司令杜伯乾、第四路司令陈兰亭、第五路司令袁品文、第六路司令皮德铣率全体官兵共同发表《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之讨贼檄文》,并组织万余群众在校场坝举行三三一惨案声援大会,愤怒声讨刘湘的反革命罪行。巴中、荣昌等县召开千人参加的声援大会,内江、灌县、安岳等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相继发出声援的快邮代电。
4月15日,杨道融、李嘉仲在武汉以四川省党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汇报重庆三三一惨案情况。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根据吴玉章提议,曾拨款慰问受难人员,撤销刘湘、王陵基等人的一切职务,下令杨森、邓锡侯、刘伯承就近出兵讨伐,并将蒋介石派去与刘湘勾结的代表杨引之交革命法庭公审处决。但这时四川军阀已相继投靠蒋介石,背叛武汉国民政府;泸州起义部队长期处于围困之中,武汉政府汪精卫正策划公开反共,叛变革命。因而所有反击措施均软弱无力,没有结果。
重庆三三一惨案,同赣州惨案、九江惨案、安庆惨案一样,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反动军阀到处破坏革命组织,抓捕革命分子,镇压革命运动,枪杀共产党人,使四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迅速陷入低谷,直接导致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