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战斗足迹

从土地革命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党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带领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

重庆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在红军发展革命力量，突破敌人封锁，反击军阀围攻的艰难岁月中，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此活动，相互支持，共同配合，在重庆地区留下了光辉足迹。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1933年4月，川东游击军编为3个支队，配合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0月，川东游击军发展到近万人，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随着3次进攻战役的结束，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建了包括城口在内的24个县（市）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党的县（市）委，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

1934年6月初，红33军在红四、九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从万源出发，向城口挺进，解放全境，使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9月2日，中共城口县委得以健全；15日，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健全了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县委组建工作组，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3个乡苏维埃、80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月底，红四方面军组织部队有秩序地向西转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2月下旬，红军撤离城口苏区，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军西渡嘉陵江；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开始长征。

1933年12月，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湖北咸丰大村会议精神，红三军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22日，红三军从湖北咸丰县境大村出发，突破黔江驻军防线，胜利攻占黔江县城。红三军攻占黔江县城后，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开展打土豪斗争。由于川军反攻黔江，红三军被迫于12月29日撤离黔江，进入鄂西（咸丰、利川）边境活动。1934年1月9日，红三军进入石柱，深入各地宣传红军宗旨、任务和土地革命政策，改造争取丰都金铃坝“神兵”队伍，于4月成立鄂川边游击队；5月，又将鄂川边游击队与利川的游击队合编为鄂川边游击总队；6月，总队在竹子营战斗中伤亡严重，遂编入鄂川边独立团。

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决定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把鄂川边创建成为游击中心区域。会议还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这一区域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机关。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再次召开会议，明确了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组建鄂川边独立团等任务，落实了政治斗争纲领和组织路线；会后，红三军重返川东南，深入黔江、酉阳贯彻和宣传会议精神。

1934年5月，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随后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红三军全军进入酉阳南腰界，收编印江沙子坡“神兵”队伍，组建为黔东纵队。接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红军中重建曾被解散的党、团组织，恢复被撤销的政治机关，创建黔东根据地；会后，红三军在南腰界建立军委会机关，组建10多支共1000多人的游击队，分别到酉阳、秀山和贵州的松桃、沿河、德江、印江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及黔东特区革命政府建立。黔东特区纵横100多里、人口10余万，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黔东特区建立后，川黔边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湘鄂西武装割据的局面发展到湘鄂川黔边武装割据的新时期，为以后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这期间，红三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补充了兵源，战斗力有所提高。地方部队也有很大发展，7月，红三军把酉阳、秀山、松桃的游击队合并组成川黔边独立团，9月又将川黔边独立团与沿河、印江、德江独立团以及黔东纵队组成红军黔东独立师。

1934年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召开会议，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去发展川东的游击战争，与鄂川边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从而推动鄂川边苏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并决定派一批干部去恢复发展湘鄂边的工作。9月上旬再次召开会议，对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补充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方针，对巩固黔东特区，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扩大湘鄂川黔边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多人撤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进入黔东地区，在贵州甘溪遭敌袭击，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已无力担负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创建新苏区的任务，被迫分两路向红三军活动的湘鄂川黔边区靠拢，以便两军会师。10月初，红六军团先遣队深入沿河地区寻找红三军；红三军也先后派出几支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10月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为避免与向木黄进袭的敌军遭遇，部队于当天下午兵分两路向南腰界进发。

10月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先后到达南腰界。傍晚，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任弼时和贺龙在会上先后讲话，宣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随即部队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弼时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红二军团；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立即开展湘西北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发展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刘湘惶恐不安，即令军阀部队进行截堵。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30日进入酉阳县城，并于11月3日由酉阳出川，向湘西北挺进。此后，红军先后控制了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的大部地区。为进一步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等领导机构于29日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四省边界广阔的回旋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20多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贵州、云南，于1936年7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月10日，红军第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派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綦江方向推进。军团部派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打散国民党松坎盐防军，于1月15日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

1935年1月21日，红军第一军团8000余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左权、朱瑞等领导下，从松坎出发，中午经过箭头垭，下午到达石壕镇。红二军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在綦江，红军积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红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于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结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3年时间里，重庆地方党组织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川东游击军、黔东独立师等相继汇入主力红军，参加长征；城口、酉阳南腰界等渝东北、渝东南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了川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与重庆地方党组织相互呼应的革命斗争，传播了革命真理，留下了革命火种，唤起了人民觉醒，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