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举行 改革开放40年重庆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揭晓

 入选“改革开放40年重庆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的作品。记者 匡丽娜 摄

      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历史学界研究并出版了2000余部重庆史著作，初步形成了重庆地方史研究体系。这是重庆日报记者2月23日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获得的消息。

　　据了解，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于1989年，是在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基础上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也是研究重庆地方历史最重要的学术团体。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历史学界研究并出版了有关重庆史的著作超过2000部，论文资料超过2万篇，为重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为奠定重庆历史文化基础作出了积极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在通史、城市史、三峡文物考古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版了《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重庆三峡库区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史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集中全市最优秀的专家研究并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代表了国内抗战大后方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不仅如此，30年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还承担了我市“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论证，参加并完成了《把重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战略研究·历史背景考察与论证》，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委托的《重庆城市跨世纪发展目标研究论纲》和《重庆城市发展目标研究》相关研究，以及市委交办的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大批任务。去年该研究会提出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成果被市委、市政府采纳，成为全市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本次座谈会上公布了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共同评选的“改革开放40年重庆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重庆文史资料选辑》《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重庆历史地图集》《巴渝文献总目》等40部（套）作品入选。这些成果包括了从1978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重庆市内外有关机关、各高校、各研究机构、各事业单位以及文史爱好者署名公开发表、出版发行，或获得奖励认定的重庆历史和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专著和史料汇编。

　　座谈会上，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回顾历史，弘扬传统。“今年，我们将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该研究会正在组织“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编纂出版《新中国影像录·重庆卷》《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中国抗战大后方海外史料译丛》《重庆近现代城市历史研究丛书》等系列著作，筹备召开重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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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外国人眼中的重庆是什么模样

　　本报记者 匡丽娜 侯金亮

　　19世纪末外国人眼中的重庆是什么模样？2月23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公布了一批最新重庆史研究成果，其中刚刚出版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两本书为大家讲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3个不平等条约促使重庆开埠

　　“这两本书是《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的一部分，由市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资助出版，主要讲述了重庆开埠前后西方人眼中的重庆历史人文状况。”该丛书主编之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有关重庆开埠有三个阶段，一是1875-1876年，中英烟台谈判，最终以签订《烟合条约》而告终，拉开了重庆开埠的序幕；二是1887年开始的中英宜昌谈判。这场谈判的主题就是重庆开埠，谈了近4年，直到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迫使重庆正式开埠；三是1895年，中日马关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满足了英国、日本等通过重庆深入大西南的欲望，重庆继对英美开放外，也对日本开放。

　　在《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之后的第四个月，即1890年7月22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即任命原宜昌海关税务司霍伯森为重庆海关税务司。清政府也任命川东道台张华奎为重庆海关监督。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重庆正式开埠。

　　“这段历史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旧中国海关档案。”周勇说。

　　“繁荣”“热闹”“富庶”是最初印象

　　“《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由立德乐所写，他是近代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冒险家、商人，他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与重庆渊源深厚。”周勇说。

　　《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依据立德乐1883年“自中国沿海大都市上海到西部商业大都市重庆旅行期间所记的日记”而成。书中，他描写了乘船来到重庆看到的景象，船还未泊岸时，遥见朝天门码头“一队队苦力忙着装卸庞大的船队”，呈现出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繁荣”“热闹”“富庶”是重庆留在立德乐脑海中的最初印象。

　　“立德乐到重庆的游历，为大英帝国殖民中国充当了开路先锋，同时西方的文明也借机传播到中国西部，加速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周勇介绍，1890年立德乐在重庆创办了立德乐洋行（南岸区南滨路原上新街新码头34号），经办土货出口与洋货进口业务；又设立了外资运输公司——重庆有限转运公司；1893年设立利川保险公司，主要经营重庆至宜昌之间“挂旗船”的货物运输保险和船舶保险；1898年他购置了“利川号”汽船，从上海抵达重庆；1902年，立德乐与士绅丁运鸿等人在重庆合资开设通学书报局；1907年，立德乐返回英格兰，1908年逝世，享年69岁。

　　当时建牌坊，已不那么名副其实

　　《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是日本明治时代进入中国内陆第一人——日本外交官、汉学家竹添进一郎所写。该书记载了竹添进一郎1876年4月从北京出发，7月抵达重庆境内，此后取道长江，到达上海，整个游历过程的所见所闻所感。

　　该书原版由竹添进一郎用繁体汉字竖排所写，于1879年由奎文堂刊印出版，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题词,中国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之作序。

　　周勇称，“该书对近代重庆社会民情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与记录，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描摹近150年前重庆历史状况的重要史料。”

　　例如，书中写道：“自入川省，每县有德政坊，每间有节孝坊。坊皆华表，两柱刻兽，上题联句。又揭匾额，镂金施彩，最为壮丽。所费率数百千金，颂德政者多近世人……遇有治功稍优者，民俱推荐，必为建坊。”

　　“封建社会，牌坊代表着国家的‘认可’，不仅是对个人德行的赞美，更是对整个宗族美德的肯定。竹添进一郎所写，那时的牌坊既多且滥，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建牌坊，显得不那么名副其实了，这与当时世风日下，各地自夸自耀不无关系。”周勇称，100多年来，由于天灾人祸，重庆地区大量牌坊已被损毁。据相关人员的不完全调查统计，目前，重庆地区现存的各类较完整的牌坊仅13座。“每县有德政坊，每间有节孝坊”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竹添进一郎的记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形，成为今人了解、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